□文/雷钟哲
我一直觉得，读闲书或闲读书，亦可算作读书的上乘境界。读时一卷在握，再斜倚床头、拥衾而卧，窗外细雨轻敲，室内爽气宜人，远比“红袖添香夜读书”来得惬意。古人所以夜读，大都为名所苦，加上红袖在侧时时提醒，更会使人重负累累，哪有物我两忘、闲读闲思悠闲而洒脱。而且，这种闲读，漫无目标；这种闲思，信马由缰，有时也会在不经意间钓得“大鱼”，然后烹而饪之，细细品尝，既有所思，自有所得。日前闲读，就有一则轶闻撞入眼帘。
文章说，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作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他在向毛主席表了忠心之后，仍感到意犹未尽，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上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文章的作者说，“这恐怕是郭沫若这位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种毫无诗意，近乎阿谀的诗句，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惶惧和苦涩。”（《知情者说》第四集）
读完这则旧闻，不由使人陷入深深的思索。以郭沫若学贯中西、卓越超群的世界级文化名人，怎么会吟出这等味同嚼蜡的诗句？岂止是味同嚼蜡，简直有失作者的人格和尊严了！
然而复读此诗，仔细琢磨，似乎并不尽然。郭沫若诗中，分明流淌着一种潜在的调侃意味。——“亲爱的江青同志”，说亲爱的实为不亲爱的，这种事情多了去了。至于“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只要回顾一下“旗手”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说其是“奋不顾身”并不过分。只不过冲锋陷阵的结果，却使得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凋零，只留下所谓“高大全”的英雄形象。
如此意会，这首诗也许并不是郭沫若一生诗作中最大的败笔，直白如开水般的诗句中，说不定另有所寓。我所以这样猜测，主要是因为郭沫若一生著作等身，是当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学者、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出版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优秀诗集《女神》，成为影响最大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曾与郁达夫等人发起组织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致力于新文学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8月，在蒋介石举起屠刀公开叛变革命之时，他立场坚定，刚正不阿，迅即写了讨蒋檄文，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除此，郭沫若还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的《甲申三百年祭》，曾作为延安整风时的必读文件。如果说，以这样建树颇丰、睿智过人的智者，以这样在白色恐怖下亦不曾低头的傲骨，何以在世事洞明、年过花甲之后还会吟出阿谀奉迎的诗句，岂不让人难以置信。再者，1961年10月间，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作了一首七律，毛泽东读后和诗一首，其中“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正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有感而发的。郭对唐僧这样的中间人物都咬牙切齿，何以对祸国殃民的江青心存爱意？联想到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讲过的一段话——“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想必郭沫若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对他才学的尊重和对他本人的保护，他所以这样做，不正是把他的思想观点和当时的“标准”——极左思潮明确而又睿智的区别开来。没准，这才是他一生中最为深刻的一笔呢。
世象是复杂的。不能单看一些表象的东西。表面是忠的未必是忠，表面是不忠的未必是不忠。勾践于夫差，貂婵于董卓，莫不如此。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好恶爱憎会以不同常态的方式表达，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所谓韬光养晦，所谓虚与委蛇，所谓虚舟飘瓦都是这个意思。郭沫若有幸活过了1976年，亲眼看到了粉碎四人帮，记忆中似乎还写了“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水调歌头》，他不会在短短的几年后就立场殊变，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移花接木、貌和神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