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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雷瑞瑞又找到了学校的党委书记。雷瑞瑞拿出了那本日记对书记说：“孩子在你的学校里常常受到老师的另眼看待，这些情况有的都写在了她的日记里，尤其是5月7日这一篇，孩子写到了要跳楼……请你看一看。”书记看了后说：“老师的做法没有错。”雷瑞瑞说：“孩子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你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说法！”
据雷瑞瑞讲，她将话说完就拿起办公桌上那本日记要往外走，这时书记也抓住了这个日记，两个人争夺了起来。当时这位书记撕去了一部分日记，所幸的是那篇直接引起纠纷的5月7日的“跳楼日记”还在雷瑞瑞的手里。
最终诉诸法律
后来，雷瑞瑞拿着女儿的日记来到大连市教育局，信访科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她，他们看了这篇日记后，对她说：“你反映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处理。这样办吧，我们给你写一个条子，你去xx区教育局找××同志，让他帮助协调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求孩子转学，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协调。”
第二天，雷瑞瑞来到了区教育局，找到那位同志。那位同志很忙，对她说：“我现在很忙，这个事情暂时没有时间处理，改个时间再来吧。”在这种情况下，雷瑞瑞就此向当地人大上访。此间，雷瑞瑞商量章京京考虑向其他学校转学。但章京京坚持不同意。她说：“妈妈，我不想转学，因为事情不是我的错，而是老师的错，所以我不走，我要求老师道歉。”
转眼到了2003年11月，这时章京京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已不再是武媛媛，而由李月华担任。后来，雷瑞瑞多次要求武老师向学生当面道歉，学校要对这位老师做严肃处理。但是双方几经交涉都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雷瑞瑞代表女儿向甘井子区法院提出了诉讼。她将学校列为第一被告，将武媛媛老师列为第二被告。她在诉状中说：“原告（章京京）在上学期间，因受到第二被告在学校期间的歧视和惩罚，给原告的学习、精神造成极大压力……由于老师对原告的歧视，经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骂原告‘彪’，让班里同学不要跟原告讲话。致使同学们在学校孤立原告，给她的学习和精神造成极大压力。由于班主任老师经常对原告进行精神折磨，以及同班同学对原告的另眼看待，使得原告幼小的心灵上产生了对老师的恐惧及对生活的悲观，于是从原告的日记中便流露出来……”诉状中，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2，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3，返还被被告抢去的那半本日记。
2003年12月18日，甘井子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民事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被告武媛媛老师在答辩中说：“章京京刚上学时是一个很孤僻的孩子，生活处理能力很差，我经常把她领回家，多与她接触……随着年级的增高，我全身心在来辅导、关爱她，并动员全班学生都来帮助她……”关于“跳楼日记”，武媛媛老师称：“这个学生根本写不出来这样的日记……”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记者就本案采访了这所学校的校长和书记。他们对记者说：“根据平时的表现，章京京同学的日记根本不是她自己写的，都是她的母亲让她写的。武媛媛老师在我校表现一直很好，还是个先进工作者。但是鉴于老师与家长的纠纷，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调换了班主任，反复做家长的工作等等。章京京的母亲所说的老师歧视这位学生根本不存在，另外她所说的校领导抢日记的事，也是不存在的。
此案引人深思
2003年9月开学后，章京京所在的班级由李月华担任。据雷瑞瑞介绍，这位老师对章京京特别关心。在学习和生活上多次鼓励和帮助她。在雷瑞瑞的家里，记者看到了章京京关于新老师的日记：“放学了，李老师说把我的桌布拿回家洗。李老师对我好关心，我在心里谢谢李老师。等我长大了，我把李老师当成亲姥姥，我也一定能对亲姥姥好。2003年11月10日。”
此案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大连海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有权说：“这一‘跳楼日记’反映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是目前孩子的心理成长问题，因此不能单纯地指责老师或家长。”大连黄鹤心理咨询事务所所长黄鹤认为：“目前学生群体中有心理问题的能占20%，普遍是心理素质差，易敏感、焦虑。家长和教师应多与他们交流，多鼓励，多肯定，多认可，少批评，少指责，同时家长与老师也应多配合，一起呵护孩子的成长……”
（照片说明：引起官司的“跳楼日记” 马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