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公开的证据表明，3月下旬在西安市进行的体育彩票发售过程中，杨永明利用被委托人的身份，勾结社会闲散人员，骗领了3辆宝马车。
据了解，按照国内目前通行的标准，体彩销售额的50%用以返奖，30%作为公益金上缴政府财政，20%是发行费，代理商只能得到发行费的一半。陕西体彩前财务人员分析说，由于近些年体彩与福彩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前期投入越来越大，获利空间越来越小，代理商从一开始就打奖品的主意，也就是那50%部分的主意。
2003年国内彩票业已达到400亿元的年销售额，几十万人的从业人员。彩民人数发展迅速，目前粗略统计接近1亿人。一些业内人士估计，未来10年我国彩票市场规模有可能扩大到1000亿元。
“彩票业发展迅速，但是相关的立法进程却明显滞后。”国家司法部研究室刘武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行的一些彩票行政管理办法都是原则性的，无论从规则制定的细节关照上，还是从本身的权威性上说，都远远达不到要求。
刘武俊认为，彩票是国家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并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种特殊金融凭证，是一种利弊兼容的载体。这次“宝马彩票案”以及刚刚在福彩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双色球涉嫌造假事件”，都凸显了我国在与彩票相关的法律领域存在的“空白”，目前针对彩票制造、发行及兑奖等极易发生问题的具体程序中，缺乏严密的法律法规支持。
他说，彩票立法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彩票的“法律身份”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彩票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法律保障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颇为猖獗的“私彩”现象，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被黑社会势力控制的非法彩票“黑市”，以及形形色色的彩票官司，其实都与彩票立法的严重滞后有着相当的内在关联。彩票立法的过于滞后，势必导致政府监管权威的疲软、彩票市场秩序的混乱、彩民正当权益的受损、彩票官司裁决的尴尬等诸多‘彩票综合征’。”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中国从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已经过了17年，但是一直没有一部基本的、定型的、系统的彩票行政法规出台。（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