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 李秀国
母亲住在大巴山区一个毫无知名度的小山村，那个土里土气的山里娃在他年满十八周岁的时候，第一次走出了母亲的视线范围，幸运地踏进了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门——他因此成为小山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去读大学的人。儿行千里母担忧。为了找回从自己眼中消失的儿子身影，盼信便成了母亲日常生活中一件挥之不去的心事。
母亲没有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几筐，但她却能准确无误地分辨出儿子的字迹。凡是去山外赶集，不管是否有信来，母亲都要绕道村委会一趟。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从村委会值班室那个装信的破木箱里一眼便认出儿子的来信。也许，母亲靠的就是人们所说的心里感应吧。
村里不通电话，写信便成了我与父母联系交流的唯一工具。有一次上完电脑课，一时心血来潮，我自鸣得意地打印了一封家书寄回，母亲前去取信时竟然没有认出来，后来还是同村的一位儿时伙伴帮忙把信捎到家里去的。听父亲说，母亲接到信后翻来覆去看了好一会，也没敢把信拆开，并追上捎信的人问：“这‘机器字’是我儿写的吗？他从小到大可没写过这样没个性的字啊——他难道出什么事了？”从此，我写信时再也不敢投机取巧了——母亲想看到的仍是他那个原汁原味土得掉渣的儿啊。
读了四年大学，虽说给父母“挣足”了面子，但同时也给父母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压力。最具说服力的是，我们家从小山村曲指可数的“万元户”转眼间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贫困户：五头牛卖掉了四头，一群羊卖得一只不剩，过年连头大肥猪也舍不得宰杀，卖了给我凑学费。尽管如此，在我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之时，父母不仅花完了所有积蓄，反而欠下亲朋好友一万余元的债务。
父亲告诉我，母亲“读”信是十分认真的，并且是百读不厌。一次，家里来了几位本家亲戚，母亲忙着去做菜，结果有个顽皮的小男孩无意中从母亲的房间里翻出了一封信，并把它叠成小纸船放在溪水里飘流。当天客人走后，母亲在整理房间时突然发现了她保存的信少了一封，这本来就不算个什么事，但母亲还是小题大作跟父亲吵了一架。在母亲看来，信仿佛就是儿子的化身，母亲看到它，就如同看见了亲生儿子，她容不得别人对儿子有一丝一毫的伤害。
如今，我大学毕业已有三年时间了，而且在省城拥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在我还清了上学时家里欠下的全部债务之后，原打算接父母出来，享受一下城里人的生活，但母亲坚决不答应，说自已在山村生活惯了，自由自在惯了，清静惯了，她是怕拖累儿子。只是在想儿心切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把那厚厚的一摞信拿出来从头到尾“读”上一遍，然后再用围巾包好，锁进床头边的箱子里，象宝贝似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家里也安装了电话，但母亲从未主动给我打过。我知道母亲的心事，于是每次给家里寄信时，会特意将近期的照片装进信封，没想到母亲每次见了照片后都要高兴好一阵子，并当着父亲的面说：“你看咱儿子长得多精神，白白胖胖的，怎么看都像个城里人。”
母亲从未给我写过信，但每次父亲给我的来信中，“主要内容”全都是母亲的叮嘱。上月初，我无意中把最近办公室几位同事的合影照片寄给父母，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的回信。信中说，照片上的几位姑娘长得都很不错……只要你满意，我们没得说——母亲啊，这么多年您老人家为儿子操的心还少吗？
影集里的照片越多，母亲的笑声就越多。母亲自豪地对父亲说：“别人存钱，我存咱儿子的信和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