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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上诉状中，一是认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他们认为本案有个大前提，是被告经引资至周至，经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后，县土地局长刁难不予办理手续；原告在市政府土地批复令下达一年多后仍拒不给办理手续，原告在对该宗地进行了挂牌，被告参加了挂牌并竞得了该宗地而原告至今仍拒不供地。迫于无奈向县领导写公开信反映问题，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一审判决中“经审理查明”中多处与事实不符，大有偏袒之嫌；
二是认为原审对事件定性错误。他们认为被告作为合法的投资商，到周至是搞开发谋求发展，与刘全社无冤无仇。在遇到问题时以亲身经历给县领导写信反映，是行使公民合法权益。原告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告公民侵犯名誉权，是对名誉权的滥用；
三是原审判适用实体法不当。周至县在刘局长任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土地大案，吴邦国、温家宝曾三次批示，中央调查组两赴周至查处，共有12人次的县领导受到处理。作为土地部门一把手的刘全社“思想和精神背上沉重负担”是很自然的事，怎么能认为是被告侵权的事实呢？原审法院未从行为是否违法，主观上有无过错等方面审查案件事实。原审法院把公民正当的给县领导写信，定性为侮辱、诽谤，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剥夺。
据悉，市中院已受理了上诉。
众口评说：意义大于结果
由于这一相持不决的案件尚在进行中，孰是孰非记者不便置评也不好评论，相信法律最终会给双方一个公正的裁决。
然而，抛开当事双方的恩怨、是非曲直，仅以一封“公开信”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给当今的法学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区分官员公权和个人私权的界限，怎样在保护官员私权的同时有效维护公民的监督权，保持政府公正透明诸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记者不辞辛劳多方采访关注这一案件的意义所在。
对此，记者走访相关法律专家，也听到了观点迥异的说法：
官告百姓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一些群众认为周至县土地局长告投资商不管如何，总算是一种社会进步。刘全社局长在面对“名誉权受损”情况下，一不诉诸武力，二未求助于行政权力，而是采取对簿公堂的作法值得称赞。只有各级官员以身作则方能树立起法律的权威。
公民有权监督国家工作人员。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李康利律师看过相关材料后认为，污辱诽谤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是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留德法学博士周兴生认为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公民的这一权利必须有效保障。西安市莲湖区司法干部符刚则指出1999年辽宁本溪农民张宝仁在当地人代会期间散发材料，反映县法院张启文法官问题，后被该法官告上法庭，终以《控告书》虽“多数内容查无实据，观点有失偏颇……但反映问题大部分内容均事出有因，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臆断而捏造的事实”为由判决该法官败诉。这就是法律保护公民对政府工作人员监督权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按照法律，对待政府官员和公民名誉权纠纷上，名誉权保护理应向一般公民倾斜，如果公民反映国家公务人员动辄得咎，其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在“保护人权”写入国家宪法的今日，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民主权利已成为当务之急。
本报记者 郝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