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彪
梁漱溟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山西进行“乡建运动”时，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对政府机构干扰乡村工作的忧虑：“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或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做“建设”，却不知老百姓最怕听建设这句话。然则就不要建设了吗？当然不是。几时自治的习惯能力养成了，政治的大路开出来，则建设自然而然，应有尽有。”
七十年后品读这段文字，依然不能不让人对梁先生关于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关系的论断由衷敬佩。政府和百姓之间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扯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按西方的理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百姓需要一个
“调解人”，调解人拥有的权力是民众让渡出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使之更好地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基础。可在历史上，常常民众是豆腐，政府是铁钩，这似乎成了一条铁律。梁先生一生致力于改变乡村的面貌、改变农民的命运，长时间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之中。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了解是深刻的，对政府和民众关系的观察和分析是独到的。封闭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承受力的脆弱，在他看来，或许比不上一片豆腐的“硬度”，政府作为强力机构，任何不当的举措都会对“豆腐”造成伤害，哪怕是出于好意的帮助，效果往往也会适得其反。
梁先生的这个七十年前的判断，放在大开放的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农村和农民脆弱的“豆腐”特性依然存在，“铁钩”的伤害也时常发生。某些地方逼民致富闹剧的屡屡上演，扶贫工程的有名无实，一次次地证明着梁先生判断的超时空性。《焦点访谈》曾报道安徽涡阳花沟镇为了一个富民的“四万工程”（一万亩蔬菜基地，一万亩黄花菜，一万户养鸽，一万米绿色长廊），百多棵几十年的大树被砍掉，被强行拆掉了房屋又没有得到补偿的老百姓不得不住到桥洞里……“富民”变成了扰民！而山西运城地区某些领导搞的耗资近3亿的假浸灌工程，没有起到一点利民的作用，就被拆除，各种不切实际的“富民工程”的急切上马和快速破产，给老百姓留下的是一堆债务和一身伤痛。为民、爱民、富民，这些充满温情的口号，在这些地方变为行动时常常是“谬以千里”。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一个温暖人心的口号。但如何“为官”，怎样“造福”，是一个必须破解的历史性难题。在“执政为民”成为为政根本的今天，这些本来不应当成为问题的问题，何以在一些地方总是成为实际的问题？关键在于某些人把“利为民所谋”的“利”浓缩成了个人飞黄腾达的“功利”之“利”，把“情为民所系”的“情”定格为关乎个人荣辱的“上情”之“情”，而“民”只不过是他们自己升迁路上的砖石罢了。有了这样的利害得失的算计，“富民”变成扰民甚至害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