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鲁迅与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知名的教授。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中曾谈到：“‘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至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
笔者很赞同钱理群的这一看法，同时笔者还要补充一句，从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还是我们考察北大精神的一个切入点呢！
曹聚仁在五四运动时，已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他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新青年》的文章滋养了曹聚仁，周氏兄弟已然成为曹聚仁推崇的对象。据曹聚仁的回忆，曹聚仁与鲁迅最初的见面，是在1927年12月21日，地点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当时鲁迅应暨南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为之笔录，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之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便逐渐多起来，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书信就达43封，最后收入《鲁迅全集》的就有25封。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上海创刊，鲁迅匿名寄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作为支持。《涛声》创刊二周年，鲁迅寄来《祝涛声》，称赞曹聚仁“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鲁迅发表在《涛声》上的文章还有《“蜜蜂”与“蜜”》、《悼丁君》、《〈守常全集〉题记》等。特别是《〈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更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合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为了纪念李大钊，写信给曹聚仁请代为联系出版。为了更快出版李大钊全集，曹聚仁邀约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之作序。鲁迅欣然应命，写了《〈守常全集〉题记》在《涛声》上发表。鲁迅不幸于1936年病逝，曹聚仁并未忘怀鲁迅，他与夫人邓珂云编选了《鲁迅手册》作为纪念。解放后，曹聚仁在香港从事新闻与写作，他并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出版了《鲁迅年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聚仁所写的《鲁迅评传》，是将鲁迅描画成有血有肉的人的，他反对把鲁迅神化，这一点更值得钦佩。周作人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他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遍，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曹聚仁一生完成了鲁迅研究的“三步曲”，总算完成了他的一个宿愿，对得起九泉之下的鲁迅了。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可能早于鲁迅。据钱理群在《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介绍，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可能是他们的交往之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的《语丝》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或许是曹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也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引发的“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笔者最近翻阅周作人早年日记，其中二三十年代，曹聚仁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就有20多封。周作人受李大钊亲人委托编辑出版《守常全集》，就写信给曹聚仁帮助联系出版，曹聚仁邀请鲁迅为之作序，这也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特殊意义上的交流。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见面，已是解放以后的1956年。当时，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访问了北京，并特别拜访了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神交数十年后的见面，曹聚仁解决了周作人晚年作品无处发表的窘境。周作人大量的晚年散文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曹聚仁功不可没。特别是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是曹聚仁催生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当时病重，腹痛如割，仍忍痛校对亡友周作人的遗稿，在曹聚仁的努力下，该回忆录最终在周作人身后得以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精神珍品。周作人在后记中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非常“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与周作人晚年书来信往，非常密切，收入《周曹通信集》的周作人书信就有三百余封。至于未发表的书信也还有不少。令人遗憾的，曹聚仁在为鲁迅立传之后，他一直希望并准备着为周作人写一本传记，可惜，天不假年，他终究带着遗憾走了，这也给我们后人真正了解周作人留下了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