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超耘
不久前，上海交大的晏才宏老师病逝，在校园内引起极大震动，学生网站发展了很多纪念他的文章，很多学生自发地集资为他出文集；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样的好老师实在少有。很快，这种震动波就传向社会。
一个普通的老师的不幸去世，何以能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无它，根本在于他的课教得特棒，学生们受惠极多。他所教的电路课，在学生的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高分居全校之首，人们普遍反映说：“他是我见到过的最好老师，不少老师也坦陈：“我教学比他差得很远”；交大员工如是评价他的教学：一杯茶，一支粉笔，啥资料都不拿，知识烂熟于心，站上讲台侃侃而谈，例子信手拈来，学生听得入神如醉，称其讲的电路课为“魔电”。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位在名校任教17年的优秀教师，57岁了竟连个副教授也评不上，直到他告别人世，还是一个讲师，人们都说这对晏老师来说，无疑是人生一大悲剧。
晏才宏之所以连副教授也评不上从而成为人生悲剧，啥都不怪，一切都出在他没有论文上。在他生前的漫长旅途中，一个心思扑在教学上，日夜想的是怎样把课讲好，怎样把学生教好，从来没有写出上级为评职称而规定的论文，因而，每次评副教授他就只能望论文而生叹了。
论文，顾名思义是论说事物本质被发现的文字，故从来都是知识界、学术界众人心仪的东西。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获奖科学家、哲学家和各种理论研究家，都是在潜心研究、获得成果然后化为有分量的论文而得到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之获得诺贝尔奖莫不如是。故此，中国现行制度规定评职称要有一定数量、质量的论文，出发点完全是好的。一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若没有高质量论文这个“硬通货”，那是不可想像的事。但是，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论文也都有它特定的范围要求，不能人为地把某范围无限地扩大和外延。换句话说，就是不能规定任何一个优秀工作者都必须有论文或者以论文作为优秀程度的衡量标准。而不幸的是，我国现行评定职称把论文作为硬件给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职业种类刚性去套，其结果，不但未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使之异化为制造悲剧的“凶手”。比如教师的评高级职称，按理应首先看他的课教得好不好，授业解惑的水平高不高，如果参评者除过教课还承担有研究任务，那就还要加上有相应的论文了。现在，不看任职的具体情况而“一刀切”式的以论文定高下，就势必影响不承担理论研究的教学人员因没有论文而不能升高职了，晏才宏就是这样成为老讲师而无缘于副教授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晏老师悲剧的制造者就是论文。不单是晏老师，和他同样的张才宏、李才宏等等，其悲剧的制造者，亦是论文。以此类推，其他各个界别的赵才宏、钱才宏其悲剧的制造者，又何尝不是这个叫论文的家伙。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如此。由于制度性规定所有参评高职者需要提交论文，而这些界别的从业者根本无能力写出它（比如一部分演职人员），就须千方百计地寻找“枪手”操刀，致使社会上或明或暗地产生了所谓的“论文市场”，一些职业或半职业的枪手，便很发了笔论文财；与此同时，因上边还规定了论文必须是省级和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的，且还有多少多少个字数的规定，这样，许多的报纸刊物，须成为“论文市场”的另一个大赢家，它们中的从业人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吃起版面饭，利用发表“枪手”们炮制的水货论文，也发不少的财。按说，这些报刊社都是靠“皇粮”而生存，发表文章是要付稿酬的（尽管低得可怜），如今因为要发表为应付评职称而写的论文，故不但不付稿酬还要署名者“倒贴皮”。而参评者为了取得高职称，就是“贴”得再多也心甘情愿。（许多人为了“写”和“发表”论文，花的银子少说上千、多的上万，也应了古人说的“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当然，“投”这么大的资，是要取回报的，这回报就是拿到高级职称；一旦拿到和工资挂上钩，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收回了，而且终生受益。只是这样，社会上增加了一大批“不会教学的教授”和“不会写作的作家”。为什么当前的高级职称虽许多人眼红而又为整个社会舆论所不齿，原因就是它的队伍里混进了不少“南郭先生”。说实话，这些“南郭先生”其所以能混迹于吹竽队列之中，都是依赖有论文这个硬件的。你想想一边是优秀如晏才宏这等人评不上高职，另一方面又是大量“南郭”式人物被评上高职，这种社会悲剧的制造者论文，它的罪责难道不大吗？还有，近些年来，人们普遍责难知识界道德大滑坡，固然原因多多，但论文特定范围与要求的被无限扩大与外延从而成为制假的工具，也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行文至此，有朋友看后责问，论文何罪？它之被作为各行各业评高职的硬件，是上级有关部门订的，你却谴责它的本身，实在有失公允。有理，有理，论文被烂套，责任确实在评高职的领导部门。因此，在结束此文时，我感慨万端地高喊：有关管理评高职的部门和先生，还论文的高贵与尊严吧，只有你们从源头上调整政策，不要让它越界，就自然没有了“论文市场”；没有了“论文市场”，自会波平浪静；波平浪静，本文所说的那些悲剧就不会再演了。不去从源头作政策性调整，晏才宏们的悲剧演出永远不会休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