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朔风
2005年5月20日，二十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大师利科在巴黎谢世。去年10月德里达辞世，现在，利科也走了。伴随着大师们的离去，留下来的是一座空荡荡的思想舞台。
德里达和利科的纷纷远去，让2005年6月21日萨特的百年冥诞具有了格外的意义。思想的空白，只有当大师们不再发出他们的声音时，我们才能真正感觉到。纪念大师，缅怀思想，不仅仅是发掘历史的沉淀，而是让我们尽可能清醒一下，去想想今天的我们到底缺失了什么，又真正需要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有人建议戴高乐对与政府在思想上持对立立场的萨特“采取一些措施”，戴高乐耸耸肩，说：“不！他是伏尔泰，我们需要伏尔泰！”说这番话的戴高乐显示出他不只是政治家，更是伟人。因为，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来说，“伏尔泰”的价值和意义永远是无法替代的。
终其一生，萨特都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靠写作为生，更靠写作来表达思想和立场，表达他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怀。但他不止是一个纯粹“为思想而思想”的书斋里的思想家，晚年的萨特更强调对于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他访问过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卡斯特罗有深厚的友情，他抗议过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不惜为此与法国共产党决裂；即使在他逝世前的1979年，他还发明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出兵阿富汗。对官方，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立场，“谢绝来自官方的一切荣誉”，甚至拒绝了1964年颁发给他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倡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无法超越的哲学”。在1968年的“五月”革命中，他站在时代风潮的前沿，以鲜明的姿态，积极声援学生的抗议活动。他以那极具自由气息的哲学理论、小说、戏剧、文学评论和访谈，改写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1943年发表《存在与虚无》到1980年4月14日他在巴黎谢世，整个法国，整个世界都倾听过他独立、清晰、充满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的声音。
对于二十世纪来说，萨特是“人类良知”的代表，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不过，一句“我们需要伏尔泰”在思想家的百年诞辰之际，却更值得深思，更让人觉得可贵。法国没有像苏联对待索尔仁尼琴那样，来对待自己的思想家。尽管一些政客觉得萨特“讨厌”，但在咖啡馆写作的萨特是安全的，走上街头叫卖报纸、发表演说的萨特是自由的。在萨特逝世后，照顾到他“谢绝官方荣誉”的立场，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只得以个人名义发表讲话，称颂萨特是“我们时代的智慧明星”。德斯坦的私人讲话，体现出政府对一个持自由立场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尊重、理解和宽容。无论他的思想曾经距离官方的立场有多么遥远，无论他曾经多么“激进”，但是“我们需要伏尔泰”，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真正享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需要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需要独立见解的存在。因为，人类需要思想，需要思想的自由，更需要拥有表达思想的权利。而思想家的多寡，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无，折射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否和“民主与自由”的发育程度。
德里达去世时，我们注意到了希拉克总统的唁电；利科病逝时，我们听到了拉法兰总理的讲话。无论总统还是总理，都对思想家的思想表示极大尊重，对他们的杰出贡献予以高度评价，感谢他们为法兰西民族争得了荣誉，为他们的离世表示痛惋与哀悼。仅有五千万人口的法国，却在二十世纪为人类贡献出数以百计的思想天才，这绝不是因为上帝是“一个讲法语的上帝”。
利科的死和萨特的诞辰，让我们想到思想，想到思想家。我们需要伏尔泰，也需要能够产生出伏尔泰的水土、空气和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