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新宇
著名作家杨绛先生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一代文史大家钱钟书先生的遗孀。她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时写下的《干校六记》系列散文，曾对我国当代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她今年初创作的长篇纪实散文《我们仨》出版后，一时成为畅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邀请了一批文学评论家为其作品开研讨会，要求杨绛先生本人也来参加。按说，这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是不应该放过的。因为通过研讨会既可以结识一批文化名流，听到自己作品的赞美之声，还可以提高自己和作品知名度，有利于作品销售。可杨绛先生却断然拒绝了，并公开说道：“我把稿子交出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杨先生这种实事求是、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说实在的，一部作品创作出来之后，召开一个研讨会是很正常的事，也是必要的。因为各路专家学者汇聚在一起，对作品进行一次“会诊”，客观肯定成绩，如实指出作品存在的不足，对作家既是一个鼓励，也能提醒作家扬长避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可时下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些作家和出版社为了达到“炒作”作品、提高知名度、获取最佳市场效益的目的，惟恐评论家们说“不是”，在开研讨会时，既把好烟好酒给抽上喝上、又把红包给他们送上。这样，一些评论家就违背自己职业道德和做人的良知，尽拿好听的话说，尽捡赞美的词用，漫无边际地“吹泡泡”，把作品的一点“好处”说成十点，更有甚者，还把一些格调不高、艺术水准很差、思想含量很少的粗制滥造之作吹捧得“天花乱坠”，把好端端的研讨会开成了“大唱赞歌会”“阿谀奉承会”。误导了读者，败坏了学风，完全失去了研讨会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由些联想到了政坛。如今的一些领导干部，不潜下心认认真真为老百姓干事情，庸庸碌碌、政绩平平。可稍微做了点事情，就惟恐上级不知，生怕别人不晓，请一些写手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大吹大擂、广泛宣传。在写年终工作总结时，则“一二三四五……”写得头头是道、全面详细。甚至把没做的事情写成做了的，把财政创收、农民收入、税收、引资等一系列小数字改成大数字。吹嘘浮夸，欺骗上级和百姓。形成了一批“新闻政绩”、“总结政绩”、“数字政绩”。完全违背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文坛上的“吹泡泡”和政坛上的“吹泡泡”虽然所在领域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欺人瞒世，达到他们谋取私利的目的，但愿他们都能从杨绛先生的言行举止中受到启发、得到教育，不再吹泡泡。从而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对待什么事情都能坚守自己良知，实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