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京隆重召开，年届90的建筑学家吴良镛和91岁的物理学家谢家麟，分别以他们在人居环境和粒子加速器方面的突出成就荣膺国家最高科技奖。从2月15日的报道得知：该奖设立12年来，不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已经是出现第8次空缺，20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中的15人，其年龄竟高达80岁以上，其余4人也在70岁到80岁之间，低于70岁的仅有1人。而且，这些获奖的院士大多数有海外求学经历。看到这些年逾古稀，堪称我们爷爷奶奶甚至太爷爷太奶奶辈的老人们，迈着颤巍巍的步子走上领奖台，我心底里涌上来的既有对这些老科学家成就的感佩，更多的是对国家科技后继严重乏人的酸楚。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至今近63个年头了，开办的大学数以千计，毕业生少说也在千万以上。人们有理由质问：当中国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上能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在自然科学上也弄它一两个诺贝尔奖回来，给咱这个国家也争一回光，给咱这个极爱面子的民族也露上一回脸？可是期盼归期盼等待归等待，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如今留给大伙的依然是：“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其实，关于养了这么多这么久的母鸡，为什么就产不出一个“金蛋”的讨论，30多年前就开始，为此形成的材料可以说“汗牛充栋”。当年曾将原因归结于“四人帮”等错误路线的干扰，但随着一位西方学者讲到一个国家立国20年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观点的广泛传布，加上时间的推移，这种论调自然无法自圆其说了。后来又有大量研究者将之归结为经费的不足，然而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尽管教育经费依然没有达到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四的比例，但国家动辄给一些高校斥资十几亿和科研经费不断追加，眼看着一个个大学和科研院所不断升格，办公大楼和领导屁股下的坐骑不断更新，但随着民国时代培养出的大师们的身影渐渐远去，真正的“大师”却越发成为稀有动物了。
终于有清醒的学者找到了问题的病根————在于存在于教育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体制，和缺少“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的科研氛围。他们引经据典说：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认为大学的中心应该在教授和科研。他们还以西南联大为例，认为即使是在根本谈不上有充足办学资金、实验设备，在颠沛流离的战乱环境下，仍培养了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大批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还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近百人。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朱自清、陈寅恪、冯友兰、沈从文、钱钟书、费孝通等等。
对于西南联大的奇迹和如今高教科研现状的忧虑，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曾感慨：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在去世前留下了没有答案的“钱学森之问”。
正如发现了爱滋病不等于就能很快医治好一样，教育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病因被找出后，这些年里不但没有得到任何遏止，反而随着大学盲目扩招、合并反而发展得更加“甚嚣尘上”了。高校排名，让校长们像疯犬似地盯住了官员手中的钞票；教授们则像没头苍蝇般，追逐着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的诱惑；教授、博导争相竞聘后勤处长，官员由一礼堂扩充到了一操场，随之，学历、论文抄袭造假，丑闻与绯闻齐飞。本身就严重越界的行政权更肆无忌惮地侵害着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无限扩张的大学校园里居然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以至于近日如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这样有良知的学者不愿同流，只能被逼“挂冠而去”。这类“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不停轮番上演，这才是中国科技难以突破瓶颈的症结所在。
就如前日经济学家张维迎感慨的：当年救出“傻子瓜子”老板年广九出牢狱的小平先生不在，如今没人能挺身援手拯救美女老板吴英一样，由当年改革设计师担当全国科研“后勤部长”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当下，走入死胡同的中国教育科研的出路难觅踪影，顶层设计又长期缺如。对此，怎能不令人叹惋再三。 （郝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