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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马营村农民。1981年经人介绍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雁塔分局几个工商管理所从事协管员工作，2005年单位以用人少为由，让其回家等待，不料一等就让王振明等了七八个年头，期间王振明多次与单位协商，但至今未让王振明上岗，也未依据法律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也有过去在国家单位和我一样一直上班的，现在人家都享受了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或者辞退的时候都得到了经济补偿，可我什么都没有了！”从27岁时开始工作、现在已经58岁的他却老无所依。
2011年6月，王振明来到陕西省律师农民工维权工作总站寻求法律帮助，援助律师周玮在详细了解了案件情况后，发现王振明的请求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胜诉的可能性较小，但还是尽全力为他争取维权，最终使王振明得到了3万元经济补偿。直到亲眼看到赔偿款打入王振明的账户，周玮一直揪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
“虽然目前农民工的状况确实有一定的改善，大规模群体性欠薪案件已在减少。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民工依法维权依然面临很多困难，对法律帮助的需求依然迫切。”周玮表示，国家早已明文规定，用工企业在招工、用工时必须签订相关的用工合同、购买相应的社会保险，然而现在仍有不少企业不予签订，等到出现问题之后，有关部门也没有对其进行处罚，反倒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形中将法律赋予他们的执行力架空了。
“如果可以缩短有关的申请、审批、办理等程序，如果可以改变现有的执行方式和力度，那么，农民工们的利益将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保障。”周玮说。
身份尴尬注册难
“虽然目前有一批公益律师从事无偿法律服务，可是从法律上讲并没有公益律师这个概念，公益律师的身份是比较尴尬的。”周玮告诉记者，他曾经多次有这样的遭遇：当他拿着公益律师证代理农民工讨薪时，一些机构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甚至问他：“别人讨要工资，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孙蓉律师讲述了她的一个亲身经历：一位农民工在工作中受伤，工作服、工作牌、工资卡都能证明他在这家公司工作，可法律援助律师去帮助他申请工伤认定时，劳动保障部门却以种种借口推脱，就是不予受理。孙蓉感到十分无奈，她认为，配套措施的匮乏影响制约了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如会见刑事案件被告人，有关部门往往不让会见；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阅卷，甚至到一些政府部门查询复印档案，也经常被拒绝。
“除了人员不足和经费匮乏外，公益律师的身份也急需明确。”孙蓉认为，困难群体维权艰难，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成立公益律师机构，登记注册也有难以逾越的门槛。目前，由于缺乏相应的规定，公益律师服务机构该到哪里注册，该怎么注册，几乎都是空白。无奈之下，公益律师们只好依托各地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开展工作。“如果打开注册的通道，相信会有更多的公益律师服务机构产生。”孙蓉说。
记者采访手记
我曾经在采访农民工时多次“偶遇”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公益律师们，而每次“偶遇”时，都能听到他们这样自我介绍——“我是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
“为农民工维权，难是难，但是问题解决后，心里还是充满了成就感；当看到那些衣衫褴褛、头发凌乱、有的甚至已经几个月都没有洗澡的农民工站在你面前时，那种想为他们讨回公道的正义感会特别强烈。”在采访中，工作站公益律师赵兵说，外出开庭、取证的交通费、通讯费自己掏腰包是常事，有当事人一同去的，有时还要替当事人出这部分钱。赵兵曾经办理过一起工伤案，取证过程中为了节省费用，住在一晚上30元的旅馆，一个房间里住很多人，冬天没有暖气，手冻得连字都写不了……
作为全国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中的一家，就是这样一支“不起眼”却又打不垮的队伍，不仅为众多农民工挽回了经济损失，也及时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除了打官司、咨询、找相关单位调解之外，为了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工作站，还要抽出时间，与广播电台及各区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联合深入劳务市场进行现场普法宣传，发放宣传书籍和资料，通过现场普法、解答，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从而增强他们的维权能力。
本报记者 鄢山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