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全国人大制定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5年又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然而，20多年过去，这个制度一直没有落实。不久前，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仲武冠根据相关情况做了一个估算，说中国有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少还需10年。看来，这个制度的落实依然困难重重，还需天长日久，经年累月。
最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吕品题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进展与分析》的署名文章。该文介绍说：“从2009年开始，中国地方政府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纷纷破冰。”文章列举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四川高县、湖南浏阳市和湘江市、宁夏银川市、上海浦东、无锡市北塘区等地都已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之后说：“这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地方试点探索开始的道路，可以降低制度创新风险。在局部范围内进行试验，给制度培育及规则的生成提供必需的时间。”读了这篇文章，笔者突然茅塞顿开，原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能落实的原因是还在探索、试验、创新、培育阶段！但略一思忖，觉得所谓的探索、试验、培育似乎多余，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可言！
笔者愚陋，以为官员公布财产不过是公布个数字罢了，如囊中取物，唾手可得，并不像发射火箭那样复杂，也没有核试验那么危险，为什么需要那么久远呢？
其实，官员申报财产，并非什么新鲜事情，在我国古已有之。诸葛亮晚年在给刘禅的《自表后主》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秘书省做公务员的时候，在《长乐里闲居偶题》中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后来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到他退休后，还在《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中写道：“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古代官员的申报财产或在表章中，或在作品中，都是他们的自觉行为，并没有制度的约束和要求，从中可见古代官员的勇气、坦诚和磊落。
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形成已经有240多年历史，瑞典、美国、法国、日本、俄罗斯、韩国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都已实行了几十年。
吕品的文章说：“这种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地方试点探索开始的道路，可以降低制度创新风险。”看来，在一些人的眼里，要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是一种“创新”，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笔者以为，此事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更没有什么“风险”。如今，有许多人爱拿“国情”说事，大概“创新”、“风险”之说都与我们的“国情”有关吧？说穿了，这个“国情”无非是对他人的经验视而不见，我们要搞一个要让官员们都能够接受的制度，不要像外国外地那样赤裸裸地将所有财产一下子全部抖落出来，这样也就没有什么风险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所谓的“探索”、“试点”、“培育”确实有文章可做，也确实需要一定的时日。而所谓的“风险”也都是从关爱、呵护官员的角度来说的。岂不知如此关爱、呵护官员，却是对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的迁就、姑息和纵容，使反腐败的严肃斗争成为一出儿童过家家式的游戏！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能够防止腐败，净化社会风气，也能够提高官员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于国于官于民都意义极其深远。再别小心翼翼地去探索了，也不用谨言慎行地去试验了，更没有必要呕心沥血地去培育了，只要将他人的成功经验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拿来”，“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我们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可以立竿见影、着手成春。 □朱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