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林
我出门三十年了，每次出差坐火车，就不由自住想起父亲带我第一次看火车的情景。
父亲是最普通的农民，像坡上随处可见的柿子树，像虎头山上一捧黄土。据说父亲年青时也是英俊的，但我却没有记忆。背微驼着，满脸沟壑，双手粗大，走路快，言语慢。四十多年来，除了白发渐多，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的形象几乎没有多少变化。
父亲生于1934年，弟兄五个，他排行老四。没有进过学堂，五十年代全民扫盲，他上过几天夜校，认识千把字，勉强可以读报。除了听戏、看戏，也没有更多的爱好。作为世代农家子弟，父亲从懂事起就开始干活，如果按城市人算“工龄”，父亲的工龄至少在70年以上，而且至今没有“退休”。
他青年时身强体壮，是农业社的好劳力、国家的好民工。他先后参加过宝鸡峡水库、西骆峪水库、周佛公路、黑河、渭河、耿峪河等建设工程。多年以后，父亲还记得修周佛路的情景。那是上世纪60年代，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中凿一条去陕南的公路，全靠人力。冬天河水结冰，做饭时用大锅把冰块化开，水面上飘一层干屎橛儿，用笊篱一撇，就煮糁子洋芋进去。两三个月不出山，出得山来，头发胡须形如荒草，活脱脱一个野人。
记得我十岁上下，父亲带我去户县卖杏。头一天下午把杏装好，父亲又在架子车上绑了一块木板，为的是我坐着方便。天擦黑，父亲便拉着车上路了。走过祖庵，天就黑瓷实了。路两边村庄的灯光稀稀落落，只有两行道边树的影子引领着我们。我坐在车上，父亲弯腰拉着，还小声唱着小曲。夜长，路也长，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道什么时辰，我迷迷糊糊地听到父亲吭哧地喘气，车前的身影几乎趴在了地面。原来有一段公路修路，父亲绕道时迷了路，把车子拉进一片麦茬地。为了不打扰我睡觉，他没有叫我下车，而是把全部的重量勒进了自己的肩胛……
三十里地，几乎走了一个晚上。到户县县城，天就亮了。为了卖个好价钱，父亲继续朝西安方向走，又走出十几里地，来到西宝路上的繁华集市马王镇。那时城里人也不富裕，你买三个我买五个，一车杏卖到太阳落山才算告罄。
就在我们拉着空架子车离开大王镇的时候，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过后，离公路不远的地方，蹿过来一条大长虫（蛇），似乎直奔我们而来，我吃惊不小。父亲收住脚步，告诉我，这就叫“火车”。我紧紧盯着火车，目送它走远，变成一个黑点。
那时，父亲安静地站在架子车前，陪我看火车。毕了，他说：“你将来把书念成了，就能坐火车。”
高中三年，我在县城中学读书，离家七十里，很少回家，都是父亲用自行车给我送口粮。他总是一大早就出发，驮百十斤麦子，等骑到学校，就中午了。若错过学校食堂的午饭，他就舍不得在外面买着吃，又一气骑回家……
这就是我的父亲，为奴隶的父亲，一生为国家、为集体、为我们儿女，当牛作马。年届八十，依然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