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焕龙
那一年，我16岁，母亲36岁。
那一年是1977年，母亲为我称了六斤大米，取了三块钱。我连夜赶到茨沟中学，成为高一（一）班最后一名注册学生。
当时每周要上六天课，只休星期天。我们的伙食是每天一斤粮，早饭二两，午饭、晚饭各四两，每斤粮收一毛二分钱的伙食费。交粮要求细粮，不收原粮，如收则每斤付二分钱加工费；粮食要求粗细各半，大米、小麦面粉为细粮，苞谷针及豆类等为粗粮。
弄清了这些，第一个周的星期六下午回家，我就告诉母亲：“我每周只要五斤粮、六毛钱就行了。”母亲望我一眼，目光中带着询问。我用小木棍在地上算账：“我星期天到校不吃晚饭，星期六早上和中午一顿都不吃，下午赶回家来吃。这样，一周只在学校吃五天饭，五斤粮，能省一斤粮食、一毛二分钱……”
母亲听明白了，淡淡地笑了笑，继而又面无表情地望着屋外的夜空说：“你明天去，得给老师说，欠他六毛钱……”
我惊了一跳：“这咋行呢？”
母亲叹了一口气：“我们欠了队上的粮钱，你爸三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还账……要不，我等哪天下雨，队上不出工了，去砍柴卖……先欠你六毛，行不？”
我脱口一声“行”，就上楼睡觉，然而这一夜，我未眠。因为，没这六毛钱，咋个行法？
天刚露白，母亲喊我起床吃饭，并告诉我，让隔壁表哥带我上山砍柴，卖钱上学。
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靠体力赚钱。可是，忙活了大半天，累了个大半死，从山上扛回来72斤桦栎棒，只挣了五毛钱。其实，要不是国营食堂的陈姨开恩，还卖不掉呢。
向表哥借了一毛钱，凑齐了伙食费，我便按时走进校门。
可是，这天晚上因为没吃晚饭，我饿得口流清水、胃里发烧，连出气的力都没有了。
到了星期六，因为早上和中午没有吃饭，下午放学后，我饿得走不出校门了。那时的人缺乏营养，少吃一顿饭就精疲力竭心发慌。更何况，正在长身体的我们，一天就只有这三碗稀汤……
学校管后勤的王老师见我趴在乒乓球案子上吐清水，就过来询问。知了实情，王老师建议我勤工俭学，为学校基建办烧砖做瓦。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来了劲头，拼命地奔出校门，跑到老庄街上，喊来三个男同学。那时，因为开门办学、踢开课表闹革命和学工学农又学军，我们这代高中生，论学习可能缺七少八，论做砖瓦之类的技术活儿和挖土、担水之类的体力活儿，我们真的不在话下！
连续一个月的每天晚上夜战，我们四个人喜获丰收，烧了一窑瓦、两窑砖，按照一页瓦一分二、一块砖一分钱的价钱，我们每人分得三十一元！
这钱来之不易呀！正、二月份的雪夜里，为了和泥，雇不起牛马的我们只好自己做牛马，脱了棉裤，光着腿杆子下到稀泥池子里和泥巴！还有钻红窑的灼热，抬砖坯的挣扎……唉，这钱就是血汗钱！
然而，有钱才能读书！这一学期，我用自己挣的钱买粮食、交伙食费，很少回家，集中精力补上了数学等初中期间因学校缺老师而拉下的课程。
暑假，又到地质队去扛土火车的铁轨，出了大半个月的臭汗，挣够了下半学期的书本费和学杂费……自此，我的高中生活便因勤工俭学而痛苦并安宁着。痛苦，因为常常夜间需要又饿又累地干活；安宁，因为我没有了退学之忧。
最后一学期开学时，母亲取出一把硬币，轻声细语地对我：“这是我欠你的六毛钱，拿去吧！”
油灯下，母亲掌上的硬币泛着银光。我拉过母亲的手，把这二十多枚硬币握进她的掌中。
母亲无言，我亦无语。
只因当年欠我六毛钱，母亲让我学到很多，赚到很多。如今要还六毛钱，母亲让我想起很多，感念很多。
久久，久久，母亲望着手中的硬币说：“不还也好，让我一辈子欠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