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凡
我与潘子永远的道别，是五年前的秋天，在他的葬礼上。
那一年他二十三岁，我二十二岁。从小到大他的家人一直希望我称呼他为哥，而我却从未开口叫过。我和潘子从小就是玩伴，像朋友却不像兄弟，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听话不惹事，估计我留给他的印象就是常常挨打吧，因为我太不让父母省心了，总是得意忘形。
暑假天最热的时候潘子会和我们一块出去“惹事”，在离家很远的地里有一个铺设公路的工地，工人在那里挖了一个蓄水池，被我们当做了游泳池。中午大人们休息时，我们五六个愣小子光着膀子踩着拖鞋，穿行在叶子已经被晒得卷起来的玉米地里，看到了蒲公英就吹散，看到了蝴蝶就去追赶，看到什么好奇的总要倒腾一番，也不知是谁招惹了蚂蜂，一个伙伴儿被蛰了嘴，嘴唇一下就翻了起来，像手掌一样厚，我们就起了哄，笑得最没良心的那个就一定是潘子了。要说我们童年的暑假是被放养的一点也不假，没有哪个家长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丢了，更别说在夏天的大中午去墓地旁的工地里，看他的孩子是不是在泥汤子里泡着澡。
潘子可真是把我当弟弟看，只是长大了我不好意思叫他哥了。一次吃饭时，他听说我要去外地，便举起杯来说正好，喝了这杯酒算是为我饯行。这话我听起来很别扭，饯行在我看来像是要永远的分别了。
五年前的秋天，各家门前的柿子树挂满了柿子，叶子都还未落，地里的玉米早已准备着人们把它掰下来收回家里，那时潘子的姐姐还在婆家与肚子里的孩子对着话，中秋的团圆日在不远的几天里已经摆开了宴席。我走在从小玩到大的街道上，整条街道的表情都是凝重悲伤的，老人瞪大了眯着的眼睛，小孩儿变得安分多了，剩下的就是围在潘子家门口抹眼泪的乡亲们了。
当我看到潘子的父亲，就是我五十多岁的伯伯坐在炕边哭着的时候，我的泪水就决堤了，我就问：“伯，到底咋回事嘛？”他说：“都怪我，潘子毕业了要去深圳，我就是不愿意，我就这一个儿子，不想叫他离我太远，他可非要去，说先闯荡一年，实在不行了就回来，我一想一年时间就同意了。去了之后他么挣到钱，就这样回来他嫌丢人，然后和他朋友喝酒，喝完酒就觉得身体不对劲，可谁想这娃有病了不给我说，自己买了一张站票从深圳站到了咸阳。回到家还没有大门的钥匙，就蹲到门口给我打电话说他回来了，我一听潘子回来了啥气都消了，我回来了就看见潘子脸黄得很蹲在门口，他说他肚子疼，我就赶快把他背着去医院，都啥时候了他还说爸，你把我放下来，我这么大的人了叫你背着多丢人。去了医院医生说是急性肝中毒，来得太晚了……这几天我天天陪在他旁边，两天前潘子给我说他眼睛咋模糊的很，看不清东西了……哎，都怪我，我不叫他去南方就好了，我就这一个儿子，说没咋就没了……”
我是亲手将我的兄弟下葬的，把他的棺椁一点点埋入土里，我没能见到潘子最后一面，他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和打扮，也许他会说还好没把最痛苦的表情留给他的兄弟看。
五年前的秋天，我很难相信也很不舍地与我的兄弟道别，而这次我们却是永远的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