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叩开了古文字学的大门

（上接第一版）而王慎行却广读博览，结合自己的特长爱好，开始探索古文字学的奥妙。

当时，古代典籍统统被视作“洪水猛兽”，尤其是有关甲骨、金文一类的论著和工具书，更是凤毛麟角，不但买不到，连借阅都很困难。于是，他便用祖先治学的笨办法——抄书。他抄的第一本书，就是一千多个页码的十六开本《甲骨文编》。当时正值盛夏，他不顾白天工作的劳累，每晚都要在闷热的斗室里奋笔疾书六、七个小时。整整用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用透明绘图纸将这本工具书全部摹录下来，装帧成比原书厚三倍的精装巨册。接着，王慎行又摹录了《金文编》、《甲骨文字研究》等十余部著述，共计四百余万字。

抄书，不但解决了亟需的一部分工具书，而且加深了对甲骨文和金文的形、义和演变史的理解，为王慎行钻研探索打下了基础。

千里求师

阳春三月的一天，王慎行离开北京，跨上了返回西安的列车。随着隆隆的车轮声，他的心潮起伏：“这次千里求师，受益非浅！”

古文字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属于一个“冷门”学科，在古城西安找一位同行切磋学问也很不易，若想找一位名师指点，更有上青天之难。自学中，王慎行便把碰到的疑难问题记录成册，利用换休假，自费前往北京，专程拜访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北大副教授裘锡圭先生。他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和带去的论文，使裘先生非常赏识。先生热情地答复了他提出的问题，并就读书方法、学习门径和专题研究的方向作了指点，还亲自带王慎行结识了北大另一位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临行，两位先生还以自己的著述和教学讲义相赠。

这次赴京，使王慎行顿开茅塞，眼界大开。从此以后，他和两位先生书来信往，磋切学问。他还多次将论文初稿寄去请先生们批改，使他在学问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锲而不舍

在一次架设外线的工程中，王慎行从三米高的电杆上摔了下来，致使腰椎横突骨骨折。在治疗与休养期间，他又潜心于对陕西出土青铜器的分期和断代的研究。

在这一研究中，急需大量的金文资料作参考。因为省图书馆里的此类图书只供阅读，不予外借，他腰伤稍轻后，就赶到那里竟日抄记。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天天带着烧饼进馆，中午连家也不回。图书馆管理员被他的治学精神感动了，便在午休期间将门反锁起来，破例将他“关”在馆内查阅资料。

就这样，王慎行利用病假和业余时间，积累了四千多张资料卡片，作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札记。一九七五年，他的第一篇论文《卜辞所见商代社会阶级与阶级关系》写出来了。多年来，他先后写了二十篇有关研究古文字和殷周史的学术论文，其中七篇分别在《古文字研究》、《考古与文物》等专业杂志上发表，受到了有关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柳暗花明

自从王慎行撰写赴日西周八器铭文考释后，他受到越来越多的“伯乐”们的重视。

西安市文物局原局长高歌不顾年逾花甲，亲自找市党政负责人和有关部门，为起用这位大集体工人奔走呼号。八〇年三月，文物局将王慎行调进局研究室上班，工资无法开，局里就决定暂由下属的文物复制厂代发。八二年初，西安市政府批准了市文物局的报告，将王慎行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受教育部委托，在吉林大学举办讲师一级的古文字研究班，王慎行被破格录取了。在一年的进修中，他门门功课名列前茅。

今年九、十月，他受北京文物出版社的邀聘，前往北京，完成了一百二十万字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的编辑和审定任务。刚刚返回西安，他又光荣地出席了我省职工自学成才表彰大会，并获得了一等奖。

现在，王慎行已成为陕西省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成员。前不久，他已调往省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古文字学和殷周史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