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田汉二三事

欧阳翠

我认识田汉同志，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风尘仆仆地从大后方回到了上海。

抗日胜利后的上海房子很紧张，田汉没有固定住处，仍然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虹口区横浜桥永乐坊戏剧学院宿舍的一间小楼上，他戴着一顶藏青色的法兰西帽子，穿着简朴，性格开朗、豪放，谈笑风生，和我一见如故，没有半点架子。

以后，茅盾夫妇从香港回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我家二楼。田老和安娥经常来看望他们，也常到三楼我家来闲谈。当时我的生活和工作正处于逆境，田老不仅给予我很大的同情和安慰，而且还鼓励我说：“在生活的道路上，挫折和灾难总是免不了的，就象孩子走路一样，有时会顺当，有时不免要摔几跤，关键是看你如何对待它，要有信心和勇气，经受得住现实的考验，要有远大的理想……”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使我从个人的小圈子里摆脱出来。在他的启发下，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走路》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时代日报》副刊上。以后，田老的《丽人行》在当时上海的辣斐大戏院（现长城电影院）上演了，茅盾夫妇约我一起去观看。观后，我很感动，写了一篇观后感，也在《时代日报》上发表了。

之后，我们的见面机会较多了。有一次，田老慨然对我提出：“你可以申请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我愿意做的介绍人。”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去取回这份申请书时，田老不在，安娥大姐从抽屉里拿出那份申请书，在介绍人的一栏里，我一眼就看到用毛笔写的“田汉”两个粗劲有力的大字。他的墨迹恰如其人，苍劲有力，豪放洒脱，才华横溢。他曾为我写过一幅横幅。我珍藏多年，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我的房屋几度被抢，东西散失，这幅珍品也不幸遇难。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解放后，田老身负重任，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工作非常繁忙。记得这时他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说：“要买一只自动手表”。他很坦然地在信中写道：“你知道，现在我比过去更忙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如果我的表不是自动的，那它将永远是停的，因为我每天都记不住上发条。”

一九六一年，我国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那时田老来上海，我正在一家纺织机械厂深入生活。田老要戏剧家协会一位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去看他。我知道他白天和晚上都要看戏，找不到他。因此就起了个大早，七点钟前便赶到他下榻的锦江饭店。我想他可能还未起床。谁知一进门，只见屋子里热气腾腾，沙发、椅子上都坐满了人，把田老围在中间。他一边吃早点，一边仔细地听汇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原来是戏剧家协会一些干部要求召开的座谈会，也因为白天、晚上田老没空，因此他们比我来得更早。我在旁边坐了一会儿，田老把我叫进里屋，从箱子里取出一件泛了黄的白色横罗纱衬衫。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件衣服我穿了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泛黄了，我想请你代我去染成蓝色的，看来还能穿上几年。”我接过这件衣服，心想：田老从不管理自己的衣着穿戴，在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期间，他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件衣服，确实使我很感动。接着田老又一如既往地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他：“过去很少有机会到生活中去，现在三个编辑部合并后，我才有机会下厂体验生活。”田老听了很高兴地说：“这样好，在生活中，你应该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写些反映他们在自然灾害期间的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的作品。”他的话语不多，对我启发很大。后来，我写了四篇反映工人群众火热生活的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后，田老看了，多次来信鼓励我：“要坚持下去，这个方向是对的……”

一九六三年，华东戏剧会演，田老也来到上海。我在锦江饭店的一个大厅看到他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的一些记者都围着他。只见他正端着一盆饭菜，一边吃，一边在和他们谈话。我走向前问道：“田老，你才吃饭呀。”他笑着回答：“我现在患糖尿病，组织上对我很关心，饭菜品种、数量全是组织给我配制好的。”说时他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当时我看到他的身体还健康，也为他高兴。万万没想到，这次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他不是死于疾病，却被“四人帮”残酷地折磨而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呀！

插图题图　许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