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日本话今昔

陕西师范大学教师　阎明

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东京湾沿岸刚刚刮过一阵台风，接着是细雨潇潇。到了下午三时许，天气突然晴朗。中国民航国际航空班机载着三百二十多名中外旅客，徐徐地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正当乘客们纷纷收拾行装、准备下机的时候，机舱内忽然传来机场事务室的日语广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阎明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阎明先生！欢迎您相隔四十八年再来日本。请您最后下飞机，东京电视台和各报社新闻记者以及您的新老朋友们在机场外迎候您。”

我大吃一惊！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可是，广播反复了两次，同机的乘客先是相互观望，最后一致把目光转向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啊！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极其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此次白发盈颠，旧地重游，竟会受到这样的重视！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穿好出国前新作的中山服，佩戴着“陕西师范大学”校徽，紧跟在全机乘客之后，走出了机舱，脑子里却不由得回忆起许多往事……

　（一）　那是在半个世纪以前，我还只有十八岁的时候，怀着青年人的雄心壮志，从上海登上日轮，去日本留学。我坐的是统舱，和二十多名中国学生躺在一起。只有三千吨位的“长崎丸”，迎着太平洋风浪，左右颠簸。我不停地呕吐，整整两天，凡乎咽不下一口饭。记得就在下船的时候，也传来过日语广播：“中国的罗集贤君，中国的罗集贤君！”我惊奇了，因为这位罗先生正是和我同去日本的陕西岐山县人，他的哥哥还是当时中国驻日本函馆领事馆的领事。然而，广播上呼喊他的名字，不是为了欢迎他，而是经船上登记检查，他的手续不全，不准入境。

在那个年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国家受人欺侮，个人也处处遭到卑视。在东京租房子住，很多出租房子（贷间）的挂牌上，常常附一句“内地人限”。所谓“内地人”，是指除了朝鲜、台湾等当时的日本殖民地以外的真正日本人。中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但中国人（当时被叫“支那人”）在日本所受的岐视，也基本上和朝鲜、台湾人差不多。“内地人限”就是只租给日本人，不租给朝鲜人、台湾人和大陆人。我幸而找到在东京杉并区阿佐谷一位叫柿崎的人家，将二楼六铺席子的房间租给我。

当年我去日本，投考了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我一面上学，一面和裘进、李肇嘉、李哲愚、李春潮、王克西、潘宗周、刘北天、黄一环（回国后改名黄鼐，是民主革命家黄兴最小的儿子）等数十名思想进步的留日同学，秘密组织“现代问题座谈会”（简称“现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国内局势，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发展组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东京的左派中国留学生会，经过激烈辩沦，形成决议，号召全体留日同学，迅速回国；参加抗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匆匆整装，由横浜乘美轮“日本皇后号”回国。船过长崎，我突然在甲板上发现由横浜秘密上船的郭沫若先生。那时候，他还只有四十开外，神采奕奕。在船上，郭沫若先生对我们说：“人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我是长期身陷虎穴，却丢下自己的几个虎子。”又说：“回国以后，我要放下笔杆，拿起枪杆，走上前线，我也可以打死几个敌人。”我们站在甲板上，瞭望就要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不由得心潮澎湃……

（二）

一别四十八年，经过漫长、艰难而又坎坷的道路，国家由受人侵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变成社会主义强国，个人由热情精壮、二十出头的青年变成白发苍苍、年近古稀的老人。今天，我还是穿着近似当年学生服的中山装（日本人叫“人民服”），又登上日本的国土……

在日本人看来，半个世纪前的老留日学生，再访故地，是一件带有历史性与故事性的社会新闻。一位很年轻的记者问我：“当年正在求学时期，为什么要中途辍学回国？”面对这位不到三十岁的记者，我笑笑说：“你是战后出生的，大约你的历史老师没有详细讲给你。当时的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实行侵略政策，强占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人民。芦沟桥事变以后，我国人民为了救亡图存，奋起抗战。我是中国青年，当然要辍学回国，保卫我们的国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我说：“你们把这场战争笼统地叫‘日中战争’，这是不对的。从战争的性质来说，日本方面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是只代表一部分军国主义者的利益而不代表全体日本人民利益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应当叫‘对华侵略战争’，而中国方面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是代表全民族的利益，战争对于中国来说，是‘全民抗日战争’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现在，这已成为历史了，中日两国结为友好的邻邦，而且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三）

当年在东京求学时，我曾得到柿崎政信家和邻街住的风间家（柿崎政信的姑母家）很多关照，这次我即将去日的消息传到日本，柿崎政信抛开他正忙于筑波万国博览会上展销作品的工作，也赶到距东京市中心七十五公里外的成田机场来欢迎我。我们分别时，他才七岁，但从面貌上一看，他还是四十八年前那副样子，我们在机场上拥抱了。

一天，我回到四十八年前居住的阿佐谷。这里在战争中遭到严重轰炸，新建的街道己经完全变了样。但，阿佐谷车站的位置却仍在原址，只是比当年阔气多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忽然发现了紧靠车站旁的一所警察亭子（日语叫“交番所”）。啊！这不正是当年那所警察亭子吗！记得每天经过这个地方，我都有点心情紧张。因为那时坐在亭子里的警察，从早到晚老是面孔朝外，瞪着眼睛，注视每一个过路行人，行人随时都会被叫进去盘问。有一次，我手里拿着一卷日本报纸，里面却夹着从国内偷偷捎来的救国会抗日文件，经过这所警察亭时，也许心里有些紧张，竟然被“喂，喂”两声，叫进去盘问。情急生智，我把手中的报卷轻轻放在警察办公桌上，从口袋里取出贴有像片的明治大学学生证，简单回答了几句，警察放我走了，我又从容检起报卷，走进了阿佐谷车站。今天，我站在还是这所警察亭外的老地方，沉思良久……亭子里，穿着灰色警服，身挂报话机与手枪的年轻警官（比当年那个家伙漂亮得多）站起来了，他感到奇怪。这时，柿崎政信及T BS电视台的记者赶忙上前，向警官说明了我的身份及原委。于是，这位威风凛凛的警官立即露出笑容，很客气地请我进去休息，毕恭毕敬地向我敬礼。啊！时代不同了，我再不会受到欺凌和侮辱了，因为我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宾呵！

柿崎政信家的房子早被炸毁，地皮也转让给别人了，而风间家的房子却是这一带唯一幸免的。

我又来到这座日本式房子门口，按照日本习惯脱了鞋，通过走廊，进了我熟悉的那间“应接室”。一眼看到，老人家孤伶伶地坐在塔塔米（日本式房内铺的草席）上。我当学生的时候，她经常亲自作饭请我吃，我生病的时候，她的丈夫风间医生免费给我治疗。当年的风间大婶只有四十开外，看上去也还有些风韵，而现在却已经是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了。我急步上前，不由得用日语说了一句：“窝巴桑，塔达依马（大婶，我回来了）！”九十二岁的风间久老夫人，脱口而出回答了一句：“窝开爱利那塞（你回来了。”她流着眼泪，慈祥地拥抱着我，还用消瘦的手掌抚摸我的头发，仔细端祥着我的面孔说：“你也老了，可鼻子和眼睛还和当年一样。”老夫人的大女儿保志美代子比我大三岁，当年我离日时，她也只是二十多岁未婚的漂亮姑娘。现在，她满头白发。匆匆走来，竟然伸开双臂，流着热泪紧紧和我拥抱。在旁的新闻记者低声说：“这俩恐怕当年……”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青年男女，见面时多说几句话，彼此都害羞，谁还敢伸出手来握一握，远不像战后日本青年男女这样自由啊！

饭端上来了，几乎尽是生鱼片。四十八年了，我的胃口已不善于容下这些东西。然而，盛情难却，我还是以怀念的心情，一口一口咽了下去。老夫人还和当年一样，坐在饭桌旁不断地问：“怎么样？合你的口味吗？”我频频点头说：“好吃，好吃。”这一天，连跟踪前来的TBS电视台六、七个工作人员也都沾了光。

四十八年前，在日本这片土地上，我们被称为“支那人”而屡遭白眼。四十八年后，还是在这片土地上，我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我访问母校明治大学、京都教育大学、国学院大学及国立国语研究所、日本对华赠书会等单位时，处处受到远非昔比的礼遇。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个人所受到的荣誉，实质上是分享了国家的荣誉。国家的盛衰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在我们重访日本归来、踏上国土的时候，面对庄严的五星红旗，我心海翻腾，思潮奔涌，我更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力量！

本版题图　插图　弛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