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大裂变

苏晓康

案情没有下文，据了解，时下的离婚案只要稍为棘手一些的，大多都得“二进宫”、“三进宫”才能了结，而许多当事人也都感叹这离婚若不脱层皮是别想过关的，遭过此难的人也常劝后来者不到万不得己别去闯这“鬼门关。”

呜呼，离婚之难，难于上青天！沉思录（一）一个律师的内心独白

他叫李勇极，张友渔教授六十年代的研究生，原在法学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后为将陕西农村的“糟糠之妻”调来北京，忍痛离开法学所到京郊一所警官学校当教员，又兼做律师。在1981年春那场轰动全国的著名离婚案中，他但任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并将自己对此案的看法撰文发表。成为所谓“感情说”的主要代表。然而，他的理论又恰与他个人的不幸婚姻处于一种绝妙的矛盾之中。

别人说我是“主离派”，并没屈说了我。你看，我又写文章阐述“感情说”，又总给提出离婚的当事人辩护，办了不少很棘手的案子，自然不敢推托这个封号了。可我却并不因此而闹离婚。主离的人反倒不离婚，有点奇怪是吧？我倒觉得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就像有的人员然常常发表文章鼓吹正统观念，而自己婚姻并不幸福，内心很痛苦一样。也许这两者都是悲剧，但我至少是骗住自己之后绝不骗别人。没有感情的婚姻还不是一种互相欺骗？只是我久而久之把它看淡了，不想为它再付出感情之外的其它栖牲了。

感情这东西，说不清也道不明，很细腻又很微妙，由于它只能是发自人类内心的精神现象，一般来说，也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感情拥有发言权，别的人既无法强求它，也无权妄加评论。一个人说他同妻子感情破裂了，我们就得让他拿出证据来，而许多人其实是说不清楚的。有人认为感情是双方的，你单方面说没感情那不能成立，说实在，这是很荒谬的。我们有不少搞法的人总把感情看作一种很具体、很简单、可以在法院的桌面上摔摔打打、捏捏攥攥的物件、你要对他们说，我和妻子没有共同语言，那等于白说。他们会说：什么叫共同语言？两条叫驴吼出声来还不一样呢，两张嘴巴还能说出一样的话来！

但我知道，文化层次上的差别，确是一个让人要命的隔膜，它像一片沙漠似的把人心隔开，有时又象绝缘体一样难以穿透。我是深有体会的。我那老婆是我爹给包办的，五五年那阵陕西农村早婚和买卖婚姻都很严重，我爹瞅她家只要二百多块钱的礼，觉得挺便宜，就把亲给定了。其实她家也是等这笔钱给她哥娶亲呢。那年我还在上高中，爹就逼我结婚，我不干，傻乎乎的还想去找政府告我爹，他骂我：“你这娃子咋会越读书越笨，这二百块饯是我一把汗一把血赚出来的，退亲就得人财两空，你要不肯娶她，就给我停学回家种地，养活你自己！”这一招真厉害，因为我想继续上学呀！填不饱肚子的农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婚姻自由，也绝不会让儿子有种自由。我读了这十几年书，她种了十几年地，到一块儿也没话可说，就是默默地生儿育女，大半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了，当然内心也很痛苦，也从来没有麻木过。因为我老得办案子，常常要听别人倾诉这种痛苦，老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我很能理解这种痛苦。我办离婚案胜诉多于败诉，原因大概也在这里。痛苦就装在我心里，我能掂量得出来。

话又说回来，你自己为什么就要忍着呢？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虽然有了新婚姻法，但中国还没到能把法律和道德分开的程度，我办案子也是这样，尽管老可以替当事人解除死亡婚姻，却决不在道义上支持有过失的一方。我自己是研究生毕业，又在研究机关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想跟农村的老婆离婚，那还不是标准的“陈世美”吗？也许有的人觉得为了离婚当陈世美也情愿，不少人也就是这么干的，可我却不能。我有我的事业要干，我替别人打离婚官司，“主离派”的名声在外，我要闹离婚，有人就会说你小子的“感情说”原来是为自己服务的，这样就把事情整个庸俗化了。我宁可忍受，也不愿玷污了我的观点。不仅忍受，我还得牺牲更多一些东西，把老婆从农村凋到京郊，我也从市中心迁到郊外，死心踏地的维持这个家庭。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办案子、写文章了。　（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