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被赶走

编辑同志：

我毕业于湖南大学炭素专业。炭素在国内是新兴工业，六十年代中国才开始搞。陕西尚无此项目，是亟待发展的一个空白。大学毕业后，我舍弃去全民单位工作的机会，于1982年自愿来到省内唯一能够与我的专业对口的小型集体企业——西安市石墨制品厂。这个厂没有一个学过此专业的，我决心在这里发挥所学。

当时，全国大小企业都已迈开改革步伐，这个厂还是死水一潭，经济状况很不景气，产品质量过不了关，工人工资没钱开。我虽是个小小采购员但看出了症结所在在。一次生产会上提出了生产改革的四条意见，谁知刺中了厂里领导人固步自封的思想，竟成了后来赶我离厂的潜在因素。到1984年9月，厂内经济效益不断恶化，广大职工再也坐不下去了，纷纷向冶金公司作了反映，要求改革。上级派员作过核实，认为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属实。《陕西工人报》经过调查，发了《来信摘编》，此时厂里的四位领导集体去市冶金公司“示威”；要干我们一起干，不干我们都不干！市冶金公司迁就了这一要挟，说什么“老车修修还能跑，新车容易翻车”，不了了之。

这样，凡是参加上访、支持改革的人几乎全都遭了殃！一个个被赶出厂去，或是调离原工作单位。厂领导认为我是这次上访的组织者，自上访后八个月不给我安排工作。后来又以不服从分配，不干工作为由，取消了我的一级浮动工资。更为甚者，竟长期停发我的工资。到1986年10月，市冶金公司落实办的同志给我透露：厂里的意思，工资问题好商量，只要愿意离厂就补发。生活所逼，权势所迫，我不得不忍痛抛弃所学专业，另谋生路。请问，他们这样做，符合党的政策吗？我要求重返自己的专业，为祖国四化多做贡献！　侯斌周

调查附记

接到侯斌周的来信，我们再次对西安市石墨制品厂的管理情况作了调查，发现这家六十年代初期“土法上马”的企业，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年月，竟有多名大专毕业生和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人被逼离厂，实在令人惊诧。

1985年春，职工上访反映问题，总算给这里溅起一点微澜，但他们的用人基调仍然未变，一百多人的小厂，竟容不得一个又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侯斌周毕业于全国仅有的湖南大学炭素专业，自愿来这里，可说是难能可贵。谁知一场改革议论，引来大祸，终于被轰了出去，连他的同情者也未能幸免。组织干事程菊英就遭此厄运。面对厂里主要领导人的家长制作风，固步自封的经营方式，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连职工最基本的劳保福利都得不到保证，广大职工纷纷上访，要求改革，程菊英作为党员，同情、支持了上访职工，但在事后却受到责难和打击。这位年轻女同志经受不住领导施加的压力，写了辞职报告，要求调走，且已联系好了可去的单位。主要领导就是不放她走，非要把她“憋死”在厂里不可。程菊英便私自转走了组织关系和档案材料（她的这种作法虽然是被逼而为，毕竟是错误的，自己也已认识到不对，写过多次检讨）。这下可有说的了，厂领导抓住不放，无限上纲，推出厂门而了之，程菊英被迫离职，至今无人问津。

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石墨制品厂不是这样，只要“土”不要“洋”，1981年市里分来的大学生，今已全部离厂。引用该厂有的预导人的话说：“这个企业是我们办起来的，想拆台办不到！”

调查中还了解到，他们把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赶走以后，压得别人不能再吭气，几位主要领导人却乘机把他们的亲属子女安插到厂里要害部门（财务室、化验室）来“待业”。职工们虽然很有意见，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这种封建保守，以权谋私的局面应该改变了。

本报记者党积智

马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