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和他的女儿

刘荣庆

发表过政论《丑陋的中国人》和长篇译作《资治通鉴》的柏杨，在海外，在港台和大陆，人们都晓得他是一位台湾的文化名人。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西安市还有一个“连心”骨肉。

笔者借到西安人民大厦办理公务之暇，前往西安市实验小学拜访了出生于河南开封的文人的女儿崔渝生。我在西安尚勤路副477号上班时，曾与崔渝生共居一楼二年，却一直不晓得她就是柏杨的女儿。

“石缝里蹦出来的女孩儿”

崔渝生奶名毛毛，中等个儿，说起话来慢声慢气，一字一板都常常带着情感。

生于1915年的崔渝生说，自她记事起，脑海里就没有过父母亲的影儿，从小与之相依为命的乒她的老太和姥姥。四五岁时，她就和姥姥在野地拣菜叶拾柴禾，在庄稼地里扫麦粒儿，苦度着生里。只认得“天”、“地”、“上”、“下”等有限的汉字的姥姥是一位虔诚的耶酥教徒，渝生受到的启蒙教育是“为人要诚实不说谎，免遭天打五雷轰”。最令小姑娘伤心的莫过于小伙伴的讥讽：“没爹没娘的野女孩，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毛毛跑回去问姥姥：“我为啥没爹没妈？”姥姥说：“爹妈死了！”“我为啥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姥姥一把搂过外孙女抱头大哭。

崔渝生的孩提时代也有过两次幸福的激动：一次是突然接到一件寄自武汉市的包裹。老太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带花的连衣裙，内夹五块钱人民币。老太悄悄说：“这是妈妈寄来的。”毛毛茅塞顿开，她知道自己也有妈妈，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还有一次是，朝鲜战争结束，突然一位名叫崔秀亭的青年男子闯进家门，毛毛有了一位舅舅。原来，毛毛的生母崔秀英乳名大枝，这位年轻男子乳名小枝，是姥姥的养子。崔渝生和老太、姥姥三口人连续数年就是因这位小枝而成为军属、烈属，接受政府救济的。舅舅的出现，使得家境大为好转，渝生又从他那里学会了唱歌——“嗨啦啦”“二郎山”，她整天围着舅舅转。

野丫头回到生母身旁

姥姥去世前夕，从武汉又来了一名姓张的男子。他对崔渝生说：“你不是说没有妈妈吗？我带你去找。”可是姥姥说：“他不是你的生父。”原来，毛毛一岁时，她和妈妈被父亲从重庆送回老家河南省息县。父亲走了，只留下一家四代四个女性共同生活。后来崔秀英和武汉建三公司的工人张某组织了一个新的家庭，拔腿走了。“女人国”里只剩下老少三口。

姥姥死后，毛毛该上学读书了，小枝才领着外甥女来武汉寻姐姐。

1956年，毛毛跟继父和母亲来到了古都西安的一家建筑公司。崔秀英先后在安东街小学任教，女儿则随母读书。1963年，渝生初中毕业考入设在大雁塔的西安师范学校。

话及“文革”遭遇，崔渝生的神色是惨淡的。她说：“妈妈在动乱中，被诬为‘国民党军官太太’和国民党特务，关进‘牛棚’，她自吞苦果，默默地护佑着我这个找不到生父的女儿。文革初期，继父对母亲说：‘娃娃大了，应当让她知道过去的事了。’母亲则坚决不同意。”

崔渝生由于不知道也无法交待自己生父柏杨的身世，而免遭可以预料得到的株连。但是，他也被骂为“狗崽子”，那是因为继父家系河南宜阳一家有名的大财主的缘故。1969年元月，24岁的崔渝生和她在西安师范学校的同窗曹长安结合了。小两口相亲相爱，渝生的精神得到了从未有的慰藉。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第二年又有了一个儿子。慢慢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崔渝生理解妈妈的苦衷了。晚了，病魔——肝硬化腹水却要夺走这个53岁的妇人的生命。1976年6月，她临咽气也没有向渝生透露生父的一字一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