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交后的张学良

·林杉·

“唯一应受指责的是委员长”

张学良和宋子文同乘一架飞机，12月26日上午，于蒋介石专机由洛阳起飞之后，迟于蒋两小时飞抵南京，下榻于宋子文公馆，并在宋子文的授意下，上表请罪：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罪，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管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蒋介石拿到这份“请罪书”后，立即转呈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此时，中央的留陕要员已由西安飞回南京，南京当局立刻变了颜色，把张学良交付军法审判。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紧锣密鼓，同时采取了行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2月29日上午10时，开会讨论，南京政府同时发表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命令。军事委员会遵令决定成立高等军法会审，以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

　对于会审的情况，李烈钧在他写的《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一文中曾有详实的记载，“三十日，我去见蒋。蒋让坐后，问我，审判长对此案将如何处理？我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过，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我完全为蒋着想，愿蒋借释张而使国人因此崇拜蒋胸襟的‘宏伟’。我接着又说，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一个是齐恒公，他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却拜管仲为相。另一个是晋文公，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都未得逞。后来有人要谋害晋文公，寺人披闻讯赶到晋文公处告发。晋文公先不见他，经寺人披说明来意后，晋文公宽恕并接见了他。晋文公可于免受暗害。这两桩历史事件，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未置可否。临走，我又对蒋说此案我将以军法审理。蒋说：君慎重审理之。”

显然蒋介石对李烈钧“宽大为怀，赦而释之”的建议不感兴趣，那李烈钧只能秉旨严加追究了。对此，张学良极为愤慨。在法庭上，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对审判长李烈钧怒吼道：　“你们当中唯一应受到指责的就是委员长，只有他才使中国丧权辱国，如果我自由了，一定要发动一场革命。”当李烈钧拍案斥责张学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时，张学良反唇相讥，质问李烈钧，你当年以江西军政府都督的身份，起兵讨伐大总统袁世凯，这又作何解释？”“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少帅神色坦然，毫无畏惧，李烈钧不由暗自赞叹，真乃张作霖之子！为了缓和局势，李续问：“你为什么把中央许多大员都拘禁起来，这还不是叛乱吗？”张学良大笑，答；“他们身为大员，平日穷奢极欲，不知爱国，蒋委员长就误在他们身上，除了蒋百里未作官我是敬佩的以外，哪一个是有牺牲精神？譬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不过拘留几天，还是调戏万耀煌（系陈继承之误）的娘姨，可谓老而好淫。又如平日口出大言的陈×，领袖遇难，又不营救，又不殉节，竟进入厕所阴沟里，把他拉出来，满头满身都是屎泥，这也配得上抗日救国吗？”弄得李烈钧下不了场，只有停止其发言。稍息，当庭宣判：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退席后，李烈钧步下审判席，握张学良之手慰之日：“近来很进步，佩服佩服。”张学良对日；“又闹笑话一次，使李先生太费心了，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在地下当亦感激。”这一幕审判的把戏，就如此完毕.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一场闹剧。据陈布雷回忆录记载：自26日迎蒋回官邸到31日，前后为蒋整理草拟了“对张、杨训话”、辞呈、谈话及准备发表军法审判结果及请求特赦呈文等文件，此中奥妙，当然无需再说。据说蒋介石回京后绞尽脑汁，企图毁约，除了在舆论上制造他没有什么承诺外，并决定继续剿共，镇压西安事变有关人员，处死张学良。然而宋子文坚决反对，他感到自己愧对朋友，指责蒋违背自己的诺言，并威胁要离开中国，到国外去公开谴责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行为.宋美龄也劝蒋听从宋子文的劝告。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停止了剿共战争。虽然几经周折，总算实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