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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1989年03月04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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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天亦怒

——一个女青年的悲伤遭遇

本报记者 马宽厚 王仓盛 曲亚沙

令人难以置信,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而且是闻名遐迩的文明古都西安,竟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这里记述的一切绝非笔者虚构的故事,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80年10月,小乙23岁,经人介绍与解放军某部指导员小康交了朋友,二人鸿雁传书,向往着未来的幸福。不久,小乙被借到上级局组建的拆迁办公室,1981年4月,经领导批准,她家又办了换房手续。乔迁之日,父母出于感激之情,在家里宴请了领导和具体办事人老杜。

老杜名天录,那年47岁,曾被劳教、开除公职。他虽不带“长”字,兜里却揣着住房证,是个不可小觑的实权人物。

小乙自然不知杜的底细,对他充满了对长辈才有的那种感激和尊重。听说小乙正筹备结婚,杜主动提出给她一套房子。小乙父亲婉言谢绝了,老头儿觉着自家刚换了房,再申请要房影响不好!杜天录却别有用心也怂恿姑娘:“你结婚后不能住在娘家,弟妹们多,将来矛盾大着呢!”

1981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杜约小乙去看房子,姑娘说得和父母再商量一下,杜若无其事地说:“你先去看看,合适后再说。”

小乙受了骗,这里根本不是为她找的新房,而是杜某长期作案的魔窟。一进去,杜便紧紧地将门锁住,一扫往日长辈的尊严,嘻嘻地笑着,然后突然将她拦在怀里,用手卡住她的脖子。

小乙用尽全力掰手,掰不动;张嘴喊,出不了声,急得双腿乱蹬。终于,她最后的力气用完了……

她痛不欲生,悲愤交加。想告诉父母,既怕他们伤心、生气,又怕他们不容自己,有心告诉部队上的小康,又怕婚事告吹。

过了两天,杜天录又来串门了,看到小乙的父母依然热情地招呼自己,知道她没敢告诉家里。第二天上班就有恃无恐地威胁小乙,要把这事告诉她爱人,逼她屈从再次蹂躏。

1982年元月,小乙与小康结婚了,她没有敢把此事告诉丈夫,只想从此摆脱这魔鬼的纠缠。然而,狼总是要吃人的,一封塞满下流语言的匿名信早已寄到了小康手中。这个刚建立起来还比较脆弱的小家庭从此出现了裂罅.

小康不在家,小乙怀了孕.手术后,杜偷走病历加以复印,作为控制小乙的“王牌”:“要名誉,还是让继续……”“你若不按我指定的时间、地点,我大不了花8分钱邮票。”

在要挟小乙的同时,又一封更其恶毒的匿名信寄给了小康。1984年元月,小康与小乙分手了,

老谋深算的杜天录照样进出于小乙家,两个善良的老人依然把他当恩人一样招待。小乙的心里在流血,却没有勇气戳穿,当杜听到有人给小乙介绍了对象,就打匿名电话去阻拦,甚至冒充市公安局干部讯问介绍人,一桩桩婚事刚开始就夭折了。

杜为了彻底控制小乙,又向小乙的父亲、小乙厂里的领导连写了数封匿名信。不久,一张充满下流语言的小字报也贴到厂里。小乙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这时,杜装成悲天悯人的菩萨样儿找小乙父亲,提出帮忙,将小乙调往东郊某厂。可是,不到三个月,新单位又出现了诬蔑小乙的小字报。单纯的小乙经受不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既悲痛,又难解个中之谜,1985年5月的一天,她喝下“敌敌畏”,想一死了之,后被其母发现,才死里逃生.

小乙又调到一个新单位后,每天早上去上班,杜就在单元门口等着,小乙躲着他,可躲到哪儿,他跟到哪儿。上班期间,电话频繁,一会儿是“父亲”,一会儿是“朋友”,一会儿又是“公安局”的,监视她在不在单位,是否又在谈恋爱。下班回到家里,杜更是蹲在楼下牢牢地监视住,使小乙不敢陪母亲外出散步,六月酷暑不敢下楼乘凉。

家里每来一个与小乙年龄相仿的男人,杜都怀疑是给小乙介绍的对象。1986年10月,小乙的舅舅从上海出差来西安,杜竟冒充市政府干部尾随到招待所,胡搅蛮缠,直闹到半夜点钟.

1987年4月,小乙又一次怀孕,杜就白天、晚上紧紧地监视着,使她无法上医院找医生:“我要让你的肚子挺起来!”没法子,小乙坚持到59天,再也不能耽延,只好又答应他“延期”的要求.

1987年8月上旬,杜许诺的最后期限到期,他当面声称“开笼放鸟,再不纠缠”,却在最后一次发泄完兽欲后顾不得穿衣服,将事先偷偷准备好的闪光照像机突然拿出,连按两下快门,拍了小乙的裸体照片。此时杜又提出再次延期的条件:“如不同意,随便冲洗多少张,选你最好的日子寄给你和你来来的丈夫,寄给你单位的领导。”

多少回小乙她徘徊在法院、公安局的大门口,想鼓起勇气揭露杜的罪行,却一次次被胁迫镇住,继续过着凄凄惨惨地狱般的日子。

“裸体照”事件后,小乙彻底认清了杜流氓无赖的嘴脸,自己再软弱下去,恐怕这一辈子就要葬送到杜的手上。也只是到了这时,她才真正意识到只有法律才能拯救自己。《起诉状》一页页地写成,为了有足够的证据,她拚死也要追回裸体照的胶卷。

杜天录意识到小乙要告状,他也孤注一掷了。 1987年8月25日,杜指使老婆半路截住小乙进行撕打,杜则暗中相助,将小乙绊倒在地,毒打一顿,小乙满脸血迹地去投诉了。

杜得知自己成了被告当天晚上,领了一帮帮凶,围住小乙家闹事,凶狠地扬言要杀人。半夜3点,小乙满含着泪水在家人的护送下逃了出来,从此不能上班,不敢回家。杜天录则利用法庭询问的有利机会跟踪找到小乙躲藏的地方继续闹,逼得小乙三易其址,搬到咸阳郊区的农村避难.

小乙的精神崩溃了,语无伦次,行动呆滞,经西安市精神病院诊断为“非典型性精神分裂症”,经常在咸阳原上的雪野里哭喊奔跑。

病情稍有控制,她就在老母亲陪同下躲避着杜天录的监视来西安催案子。在医院的长橙子上睡一觉,在公园少人的地方呆一阵,等人家上班了再去反映问题。省妇联知道此事后,给了小乙以极大的安慰和支持,并接小乙住在机关招待所先后达3个月之久.

在各级领导的过问下,1988年4月,案子转到公安部门侦查,7月15前后,杜天录闻知他要被收审,却先一步出逃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杜天录已被碑林公安分局抓获,从他家搜出3万余元,这些钱的来路有待于查清;经杜手中倒出的公房有50多套,也会得到处理。案子最终将会怎样判决,人们将等待着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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