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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1989年04月15日

陕西工人报第4版 飞机城飞出的凤凰 电影圈的“挟外自重病” 图片新闻 周末摄影 吴天明纽约街头流落记 我们的厂长杨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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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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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圈的“挟外自重病”

台湾学者李敖先生曾描绘过中国人的“挟外自重病”。患此“病”者惯于拉洋人来肯定自己,其口头禅是:“你还说中国人文化不行吗?外国大思想家却佩服我们呢!”这种得洋人一言以自壮的把戏,我看在电影圈内的表演尤甚。

《红高梁》得奖,举国上下象过节似的热闹,一片喝彩声,以为中国电影从此走向了世界;“九月九酿新酒”旋风般地唱遍歌:以“探索片”身份进入电影院而场场爆满的,大概仅此一部。一切都红得发紫,然后满场观众中,有的津津乐道的是野气、撤尿、剥皮之类,有的则认定这是让中国人的丑陋在世界前的曝光,究竟有几成能真正沉浸于电影所蕴含的那种深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之中?这便让人不免后怕。假如该片先在国内公映,能如此走红吗?想来非娱乐片的《红高粱》大盈其利,功在西柏林的“金熊”。而在其后的关于影片的论争中,“金熊”便成了一柄尚方宝剑,足以镇住那些举棋不定的观众:外国人都说好了,能不好么?

 这不免使人想起稍前的几部探索片,《黄土地》、《猎场札撒》、《盗马贼》等就其意蕴和手法来说与《红高梁》大抵相同,但因没能及时从国外捧个什么奖回来,便一副凄凄惨惨戚戚的景象,有的甚至于卖不出去拷贝而未能公映。据说有“圈内”人士曾举拳威胁:拿人民的钱拍大家看不懂的电影等于犯罪,该去坐牢!不久以前,挟《红高梁》获大奖余威兴冲冲奔赴戛纳的《孩子王》,“奖”,倒是得了一个,却是“最令人厌烦”的“金闹钟奖”,所以至今在国内未见有公映的消息。而那些对“金闹钟”耿耿于怀的人则忙着解释这是几含外国记者的恶作剧,不算数的。对“洋人”的态度计较到如此程度,足见其心理的跪弱,最滑稽的当推在去年的法国阿纳西动画电影节上,我国《金猴降妖》等三部片子未能入选,且外国评委称之为“不是中国的文化”。于是国内外很快掀起波澜,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对其实施“围剿”,但他们却大都并没有看过这些片子。外国评委的话竟到了如“圣旨”一般足以主宰人们好恶的地步!然而,“阿纳西”的事实却是中国的三部片子有两部已闯了最高层次的二十二部之中(参展片共七百余部),对此,舆论不知是疏忽了,还是有意回避?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挟外自重”的另一端——挟外自轻。一正一反,性质是相同的。说得严重些,这是一种仰人鼻息的奴性。

中国电影去国外获奖无疑是大好事,然而以此作为衡量一部影片优劣的唯一标准,便未免可笑。《红高粱》兴高彩烈,《孩子王》垂头丧气,在这种强烈的反差面前,我们不妨反思。

摘自《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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