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清贫”

高时阔

年仅49岁的“时代歌手”施光南瘁然倒在心爱的钢琴上，14天后便撒手而去了。有人叹惜：又一位英年早逝的罗健夫、蒋筑英！有人赞誉：施光南尽管留下了那么多的遗憾，但他“甘于清贫”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也许是对正直文（不正直的文人不在此列）“甘于清贫”之类的说法听多了，也许是自己作为文人虽然“清贫”却并不怎么“甘心”，因而由不得想对文人的“清贫”议论一番。

古往今来，正直的文人大多是“清贫”的，这大抵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保持个人的节操，鄙视金钱富贵，能捞钱而不捞，能富起来而不愿富。如清代的郑板桥，曾是一方父母官，富起来的门路多得很，但他却“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其时虽然两袖清风，却保住了一身正气。二是虽有挣钱的本事，却没有富起来的门路，只好无可奈何地厮守“清贫”。如曹雪芹，虽才气过人，诗、书、画、艺样样精通，但晚年却“举家食粥酒常赊”终于在困顿中死去。

淡泊名利，“不使人间造孽钱”，这样的清贫，令后人敬仰；虽身怀绝技，却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而清贫，只能给后人留下惋惜。

正直且清贫的文人果真都“甘于清贫”吗？莫非他们不知道山珍海味、大鱼大肉要比糠皮野菜好吃得多？不懂得裘衣皮袍要比破衣烂衫暖和得多？只是他们在“金钱”与“良知”二者之间比一般人更加果断地选择了“良知”。

当然，正直的文人也为他们的“清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曹雪芹因贫病无医，以致“书未成，泪尽而逝”；杜甫晚年辗转流离，饥饿、疾病、漂泊终于夺走了一代诗圣的性命；而当代的罗健夫、蒋筑英、施光南们却以他们的“英年早逝”回报了自己的“清贫”。

或曰：物质是速朽的，精神是不死的。曹雪芹为后人留下一部史诗般的巨著，足以使每一位炎黄子孙感到自豪；生前穷困的荷兰画家凡·高，身后留下的作品价值连城。可以预想，若干年后，施光南留下的一首首优美的旋律也将会成为中华文化的精晶。“清贫”的文人，身后大都是“富有”的。然而，人活着毕竟是美好的，让正直的文人活得好一点，也是国家、民族昌盛的一个标志。

施光南去了，亲人的悲痛欲绝，高规格的葬礼，都无法补救逝者的遗憾于万一。倘若施光南不是那么“清贫”，他会留下那么多的遗憾匆匆而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