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

叶广芩

与日本学生一起打工

中国留学生不打工便无法支付日本昂贵的世界第一的物价，留学生们干的活都是脏的、累的、危险的，因这三个单词都是以K开头，故在日本被称为“三K”事业。“三K”事业不但日本学生不屑一顾，连日本青年也不干，所以这方面劳动力明显不足。日本的大学生们业余也打工，他们都干些什么工作呢？

年底，日本人有送礼习惯。顾客在商店买了东西，委托商店将礼品包装打扮好了，写上某某人的“岁暮礼”，直接送到受主家去。几乎没有谁不送礼，这么一来，年底商店的工作量就非常大，不得不招收一批大学生去临时帮忙。

“三越”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百货公司，也是世界大百货公司之一。筑波大学是日本一流的公立大学，长期以来二者一直挂着钩。自十二月一日起，“三越”每天派十几辆大轿车不远几十公里由东京来这里拉学生，公司管接管送，管一顿很不错的中午饭，工钱很高，干够十五天的还有三万日元奖金。这样优厚的待遇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根本摊不上的，故此去的99%是日本学生。

我便属于那1%吧，主要想看看这些当地土著青年们干的什么样的活，也想看看公司职员们的生活，便硬着头皮混在其中。分配工作时，公司们见我年龄大，便认定是大学院生，肯定是攻读学位的，于是将我分在仕译组，专门做处理计算机的失误，修正传票错误工作。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日本大学四年级学生。

第一天没让干活，学习业务。拿着高薪听课，不错，比在铁厂穿上工作服就得吭哧吭哧抬铁强。教员就是公司职员，讲课很卖力，看样还仔细做了准备，但是我一句也听不懂，什么“自动起票”，什么“PICP处理”，我连听没也没听过。有些怯场，跟着便是后悔，怪自己做事太冒失。但回头看那两个日本青年，张着嘴亦如坠云雾，遂明白，这些劳什子PICP对他们亦是初识，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他们不存在着语言障碍，我的日语水平则糟得一塌糊涂。于是更加用心听讲，将不懂的词汇抄出，回家抢着经济辞典查了半宿，第二日在汽车上还在背。

日本学生昨晚不知干什么去了，第二天一上班便哈欠连天，有些心不在焉，好在干得速度不慢，看起来也挺轻松，两人时时还聊会小天，一上午便处理了几十份单据。休息时，我喝着公司提供的免费茶水，自觉很满足了，而日本学生们对此煎茶却无心问津，大多买了桔汁、咖啡、冰激淋之类，又吃又喝如同开交谊会。我问一小伙子，挣了这笔钱想干什么，他说寒假去美国西海岸旅行。

于是心便有些沉。留学生们打工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交学费，没有谁敢奢想着去“西海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穷，国穷家也穷。人穷志不能短，穷则思变，要变则得干，则得吃苦，得有咬牙精神，这种精神便得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一种使命感自心中油然而起，自觉比那两位日本学生清醒了许多。

快下班时，仕译科科长抱着一堆处理过的单据来到我们中间，都是处理错了的。众多单据中竟没有一份是我的。

于是有些自豪，有些小得意。

钱包丢了

这件事是筑波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张东宁同学给我讲的一件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遗憾的是故事的主人公已经学成回国，我无法对其本人进行采访，甚至连其姓名也未问全，只好随着大伙称其为某桑了。

某桑马上要回国了，将省吃俭用攒下的40万日元统统装在钱包里，由土蒲乘火车去东京办回国手续，购买机票。

不幸，他的钱包在土蒲车站被小偷扒去了，这样的事在日本虽说不常见但也不能说没有，人的觉悟、思想境界向来不一般齐的，这点谁都可以理解。然而40万日元对留学生们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一个人的生活费一个月不过8万，能攒够这个数字确实不易。某桑有些手足无措，连哭也哭不出来了。于是大伙给他出主意，建议在报上登个广告，说“不慎将钱包丢失，因为马上就要回国，请拾主将包内护照及各类证件邮回本人，以便在护照规定日期内返回中国。”

小偷尚算“通情达理”，见到报上的广告后立即将护照寄给某桑，40万日元自然是“笑纳”了。大伙拿着信封从邮戳上辩认半天地址，亦无结果，只好作罢。某桑失款纵然心疼，护照回来也算万幸，拿着凑来的款子买了机票，在机场发了一通自认倒霉的感慨之后，悻悻地登上飞机回国去了。

事情过去也就完了，学生们将此事很快淡忘了，大家都有许多事要忙。

但日本人觉着太丢份。

偷谁的钱不成？单偷外国人的，这对日本国民之形象大大的不利。有热心的便开始集资，你几千我几千地凑，这张登丢钱广告的报纸在许多日本人手里传来传去。很快，凑了百余万日元，他们将这笔钱寄给了在中国的某桑，作为赔款，也代那位不争气的同胞表示道歉。留学生们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某桑因祸得福，日本的这通做法也挺新鲜。

过了几天，日本方面收到了某桑的回信，说丢的40万他留下，剩下的钱如数寄回日本，捐给土蒲的一个小学校，教育需从孩子们开始。

不久，小学校的校长便收到了这笔由中国寄来的捐款。

这件事使中国人跟日本人都很感动，大伙说某桑这件事做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