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佩戴红领巾的人

官波舟　李碧辉

在秦岭南麓的凤县凤州民族小学，有一间普通的教师房间：

夏天课余，孩子们涌进去，“杨老师，我渴！”杨老一一地给他们倒下开水。

冬天课间，孩子们挤进去，“杨老师，我冷！”杨老师打开火炉，上面立刻棚满了小手。

这位老师今年五十六岁了，个头不高，黑黑瘦瘦的，在教育园地耕耘了三十二年，当少先队辅导员三十二年，被誉为“终生戴红领巾的人”！

他就是全国优秀辅导员——杨万友老师。

三十二年，对不起的是妻儿

三十二年，唯一对不起的是妻儿。

那个曾经属于他的家就在90里外的唐藏乡。三十二年，六十四个寒暑假，只有一个春节同家人一起度过，几乎是妻子一个人扛起了那个家。年年的收种碾打，吃穿用花，孩子的抚养教育全由妻子一个人操持，就是在放假时也指望不上他去帮一把。现在上了年纪，他还是一如既往忙他的事业，伤心透顶的妻子终于在几年前和他分道扬镳。他难舍那些活泼可爱的“红领巾”，也难舍受苦受累三十多年的妻子。对妻子的走，他没有怨，更没有恨，只有深深的内疚。

儿子已经长大，为儿子攒一笔娶媳妇的钱，这是他还想为儿子做的事情。可是映入眼的却是那简单的铺盖卷，四口破旧的箱子，几样简单的灶具，最值钱的就是那辆旧了的红旗牌自行车，这是为方便辅导员工作买的。他也没有一套值钱的衣服，平日自己做饭，常不见油水，却把2200多元、850余册书分别捐给全国二十多所学校的“红领巾”。这间陋室里有许多锦旗奖状，箱子里收藏着一本本荣誉证书。他曾60余次受到市、县表彰，5次被省授予劳动模范，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辅导员。这些在他眼里是珍贵的，可儿子不屑一顾，倒常常用冷漠的目光，乜斜着父亲以全部心血获取的荣誉。他不怨儿子，他给儿子的爱实在太少。

他把爱给了学生

“给你说过多少遍，为什么又迟到？”倔犟的薛军衣着单薄，眼里噙着泪花低着头，紧闭小嘴，任凭他严厉批评，就是不说话。他感到蹊跷，决定弄个明白。那天，他去家访，远远望见薛军背着一捆柴往家急走，从家出来时一溜小跑往学校去，还不停地往嘴里塞着什么。这次薛军又迟到了，杨老师什么也没说。星期天，他上山拾了一天柴送到薛军家。

“杨老师，你放心吧，以后我们自己克服困难，再不让孩子迟到。”薛军父母感动地说。

还有那个差点上不完小学的赵志军。这孩子离校十二里，在街上典了一间住，由于离家远无人管，又不会做饭，起床无人叫，经常迟到，勉强上到五年级，家长干脆不让上了。杨老师知道后，利用星期天上山，说服家长让志军返校，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同睡一张床，同自己吃一锅饭，还给他补课。这一年正月初五，满山还铺着厚厚的积雪，杨老师放心不下小志军，去他家补课路过钟家河坎，一下子滑进狼牙刺堆里，手脸棉袄都挂破了。到志军家讲了五个多小时的课，晚上十点下山往回走，看不见路，一直在河坝转了好半天圈圈。志军考上初中，志军父亲流着泪说“我家三辈人啦，没见过这么好的老师。”

他把生命融进了育人工程

近来，他明显地老了，不停地咳嗽，四、五月腿上长了疮，疼痛搔痒难忍，依然坚持工作，直到实在不行才去了医院。病稍好一点，他又连着开夜车布置队室，放学后训练“三小”球队。他的一只眼睛从小失明，只有一只眼睛工作，天天晚上熬夜，常感到眼涩头痛，好几次昏倒在办公室和厕所。

他使劲揉了揉有点发僵的腿。腿上留有他从事少先队工作的伤痕。有五次他在下村办小学辅导归途中因天黑赶路连人带车摔下坡坎，还有一次险些交了粮本。那是凤县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日子。九月的一天，这里到处山体滑坡，路断人稀。杨老师到十几里外的北山村办小学帮助辅导少先队工作回校，天已黑尽了，他走在半山上，突然一脚踏失，掉进十多米深的崖下昏了过去。苏醒后大声疾呼，附近他的一位学生胡文革听见，奔了上去，见他陷在齐腰深的泥酱里，心里难受极了。文革把他拉上，他变成了泥人，身上到处是伤痕。

由于他的努力，1979年10月，凤州小学被《中国少年报》确定为全国重点读报组。整整十一年，550多个星期，550多次读报评报，逢到寒暑假星期天也不间断，而且有十年寄评报意见的邮票全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凤州学区方圆八十里山地，他利用休息时间，翻山越岭，义务送报数万份，行程一万二千多里。他怕丢失报纸挫伤孩子的积极性，报纸一到，就按征订名册逐份写上名字。有一次少了一份报，他骑上车就去追邮递员，直追到邮局，十多里路，满头大汗。

当一股重智育轻思想的潜流冲击社会的时候，分数成了至高无上的标准。看着孩子们单调地为分数竞争，他就下决心把少先队工作干到底。星期天，他带着少先队员们打扫街道、医院和商店，到敬老院去“送欢乐”做好事，放假了他组织红领巾听老支书讲村史，请老英雄老模范讲他们的事迹，组织红领巾护校队巡逻放哨，暴雨过后，他及时组织学生挖掘排水沟，扶植被刮倒的花草。他组织起了“铁道小卫士”，有四名红领巾被评为全国小先进，他还组织少先队员课余时间开展绘画竞赛，又一个人背上展品到各村办小学巡回展出。1985年，他在全校组织了一次“写联谊信找好伙伴”的活动。他从20多种报刊上查找到全国400多个先进单位和英模人物的通信地址，要求少先队员和英模人物通信交朋友，彼此谈人生理想。伴随着封封回信，南疆前线的老山兰，长白山下的红松籽，青藏高原的哈达，东海沿岸的贝壳，以及书画条幅照片等珍贵的纪念品，寄到凤州小学“红领巾”手里。杨老师利用这些实物，在全校搞了一次展览，进行生动具体的革命传统教育，这项活动获得了全国“创造杯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命融进了这平凡而意义深远的育人工程。他说红领巾事业决定了我必须保持童心，要有少年儿童的语言特点。我老了，得不停地练，练踢腿翻跟头，练舞蹈动作和步法，练吹号作曲拉手风琴，讲故事，得不停地研究少儿的特点和心理。要不，怎么能跟孩子打成一片？

付出者的回报

1985年杨老师在给河北省巨鹿县育红小学少先队员的信中风趣地写道，“我的名字叫万友，我要在全国交一万个小朋友。”他和一名叫胡晓娜的少先队员交朋友三年，通信好几十封，在他的帮助启迪下，胡晓娜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87年儿童节时，育红小学用他寄去的50元钱设立了“万友奖”，专门用来奖励助人为乐的少先队员。这所小学的队室里有一百多封杨老师的亲笔信。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为他辅导学校的小朋友们买书籍，书签，文具，纪念簿，友谊卡等，每件纪念品上他都写上鼓励孩子们奋发向上的格言和谚语。不少外省的小学寄来一封封热情溢的信，感谢杨老师。

的确，近年来，杨老师把当好校外辅导员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海南省琼山县王秀凯前不久在信中说，“你我的深厚友谊是建立在这条红领巾上，因此，我们要永远忠于红领巾事业。原来我和二十多位1984年评选的全国优秀辅导员通信交了朋友，如今仅剩两位，其中之一就是你。”

长年累月地与外地的小朋友们和同行保持联系，探讨少先队工作，互相鼓励，仅90年一年不完全统计，杨老师就向他辅导的学校发信256封，收信159封。

正如他的朋友们所说，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默默地做着不要回报的付出。对妻儿无法原谅的过失，使他老来孤寂，无私的奉献却赢得了无数“红领巾”的爱戴。育红小学的“红领巾们”说：“也许他的小朋友不止一万，光我们学校就有一千多呢。”这些年来，逢年过节，总有礼品和一封封信飞向杨老师，祝他节日愉快，叮咛他保重身体。辗转难眠时，抚摸着一件一件素不相识的孩子们亲手绣制的香包、鞋垫、枕套、手帕、贺年片和同行知音们送的礼品，杨老师心潮起伏。为感谢他的帮助，四川一位女教师特意为他织了一件毛衣寄来。共同的事业将他们联在一起，成为朋友和知音。毫无疑问，杨老师要把红领巾戴到他退休的一天。

（摄影　龙剑辉）

杨万友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欢庆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