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旁的周恩来

权延赤

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周恩来在家请客。

周恩来常在家中宴请老战友、工作人员、工农兵代表、民主人士，也常宴请外宾。

这次宴请伏罗希洛夫，和以往一样，仍然是由邓颖超同志亲自安排座次，并画了坐位图，然后向李维信做具体交代：“伏老带了夫人和女儿，上菜首先要给女儿，然后夫人，然后贵宾，然后主人。倒酒、上毛巾、换盘子都按这个次序，一定不能差。”

菜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研究决定的。

招待外宾，周总理都是用眼神指挥服务员。他朝服务员一望，服务员立刻动作，见他用手轻推一下杯子，就明白该给客人添水了。上菜时，周恩来的目光朝自己一侧滑来，服务员便明白，这是上菜不许从客人身边上，要从自己身边上。若不方便时，周恩来便闪身让开，待上完菜才坐回座位。

但也有目光指挥失灵的时候，就是碰上新服务员。

一次，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可是，这名女服务员没经验，脑子缺根弦。她见周恩来一个劲使眼色，只是发傻，还是先给周恩来递毛巾。周恩来不动盘子里的毛巾，再一次使眼色，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身边两侧，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突然发火了，这在他是绝少发生的事，许多工作人员几十年未曾见过他对下面的人发火。他带着怒气说了一声：“岂有此理！”

正因为周恩来极少发火，所以稍有变色，女服务员就觉得受不了，跑下来哭了。

科长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问：“说清楚，谁岂有此理，怎么回事？”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深知总理不会轻易这样说。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就那么使眼色……”

围上来的老同志若有所悟：“你肯定是没给客人先上。”

“我看、我看那里就是总理官、官大。”

科长说：“你不管谁官大，要先给外宾后给我们首长，这是起码的服务常识，没给你讲过吗？”

“没，没外宾，就是一个首长，不知道哪个省的……”

“那是长征，越南的。”

女服务员一怔，不哭了，过片刻才嘟哝：“跟中国人一样，我看他个子不高，不起眼……”

周恩来送走长征之后，返回来批评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吭气。

“中国是礼仪之邦。你们对这件事要提高一下认识，吸取教训。”周恩来只批评这么一句。

事后，服务人员讨论了这件事，提高认识，总结教训。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周恩来曾陪他去著名茶乡梅花坞参观。

汽车在田野里飞驰，时近中午，沿途看到许多农村妇女给地里干活的男人送饭。伏罗希洛夫两眼不眨地望着窗外那美丽的田园风光，胸脯渐渐起伏，眼圈也湿润了，显出一种激动。大约是这田园风光唤起了他那遥远的记忆吧！细心的周恩来悄悄观察着，他理解那一种美好的感情，忽然提议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我们下去看看好吗？看看中国农民的生活。”“太好了！”伏罗希洛夫快活地叫起来：“我正在这样想呢，你已经说出来了。”

汽车停下来，周恩来陪伏罗希洛夫走到田间地头，来到中国农民中间，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伏罗希洛夫向中国农民问候，问生活、问劳动、问收成。他拿过农村的瓦罐子，里面盛的是米饭和咸菜。“我们请伏老同我们一道吃饭可以吗？”周恩来向农民大声提议。

农民们鼓掌欢迎，急忙盛了一碗饭，放上咸菜，又将一双竹筷子交给伏罗希洛夫。

周恩来自己也盛了饭夹了咸菜，一边招呼着农民：“吃，一起吃。”接着又诙谐地说：“我们吃了你们的饭，你们不够吃了怎么办？”

“够吃，够了，饭带的多着呢，不够了回去就能取来。”农民们高兴地说着。

伏罗希洛夫笨拙地用筷子往嘴里拨饭，学着周恩来的样子，拨两口饭，咬一点咸菜，嚼得津津有味。

“伏老，这里的饭比昨天楼外楼的饭哪个好吃？”周恩来笑着问。昨天，他和贺龙副总理请伏罗希洛夫在楼外楼吃“素鸡”，那是豆腐做的。苏联没有豆腐，伏罗希洛夫在古稀之年第一次吃到豆腐，异常新鲜高兴。他问这是什么东西？翻译为难了。俄语没有豆腐。幸亏他脑子灵：俄语有奶渣做的块状制品，叫“斯尔”，翻译就译成了“索也维斯尔”——大豆制成的“斯尔”。于是，苏联多了一种食品——豆腐；同时增加一个新词语：索也维斯尔。伏罗希洛夫曾表示，吃到大豆做的“斯尔”是他这次访华的重要收获。

此刻，伏罗希洛夫又说：“今天比昨天收获更大，我过上了真正中国人民的生活。”

接待印度支那三国来的客人就不同于接待苏联以及欧美来的客人。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归来，一见他们熟悉的副所长李维信，便纷纷“诉苦”：

“我们这次去苏联，真是一顿饱饭也没吃过啊！”

“十几天，一个盘子里只有两小片马肉，两片西红柿，真是一天也不想多呆……”

周恩来明白这些朋友的意思，小声交代李维信：“搞丰盛一些。”

越南代表团规模很大。除胡志明外，黎笋、范文同、长征、武元甲、黎清毅、黎德寿以及南方的阮友寿等都参加了。宴会开两桌，分别上了十几道大菜。

那时，国家定有接待标准。本国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是一天4角。外宾标准高，国家领导人11元，工作人员6元。不要小瞧这个数字，那时的一级大对虾也不过几角钱一斤。市场上花一元钱能买回好几只活鸡。若按当时普通市民的消费水平计算，每天11元的伙食标准相当于市民一个月的伙食开支。

十几道大菜及主食全吃光了，汤也喝过了，多数人已经放下筷子，因为整个餐桌上，只有一个盘子里还剩两只鸭翅膀。李维信估计差不多了，他知道周恩来的时间宝贵，早结束一分钟就能为他多挤出一分钟时间做别的工作，便走到周恩来身后，附耳请示：“总理，我调车送客吧？”

周恩来没出声，只把手轻轻朝后摆一下。

李维信退后两步，不明白还要等什么？

这时，一位越南客人的筷子伸向了鸭翅膀：“我打扫一只吧！”

胡志明作作手势，像在家吃饭一样随便：“打扫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