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化病”

阿敏

李鸿章的有些言论是很有点禅味的。光绪己卯（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有人奏请朝廷出兵，他说：“征日之志不可无，征日之事不必有”，颇类禅家的“你有拐杖，我再给你拐杖；你没有拐杖，我就夺你的拐杖”，让人莫测高深。当时他的这番大论是如何让人领悟接受的，已无须去探究。值得研究的，是他把一件实事“虚化”的这一过程。

本来是在做一件实事，可一经捣鼓，事情便转了方向或者不了了之，谓之“虚化”。“虚化”和形式化、表面化同属一宗，不过，“层次”上要高一些。比如像收复琉球这宗事，形式化、表面化的处理方法是，派一些兵舰在敌阵前列队呐喊鼓噪或放一些空炮，而一经“虚化”，则干脆连兵都不派，就将收复之事变成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志”，让“征日之事”泡汤。

实事被“虚化”的一般规律，大都要借用一个令人紧张的“政治名目”。就说那个“征日之志”罢，用咱们传统的道德标准衡量，就颇为神圣，任何人想必都不敢声称没有这个“志”。别瞧它是空的，却连着“纲”与“线”，稍一闪失就会犯原则错误，叫人吃苦头。李鸿章如不在这个“志”上做文章，而只说“征日之事不必有”，收复琉球之事的“虚化”便少了精气。至于所借用的“政治名目”，这在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里，除特别盛产之外，人们又对它特别地敬畏，这反过来给“虚化病”的流行又提供了方便。

当然，在更多的时候，社会生活中的实事，不是被“虚”而“化”之，而是被“虚化”得转了方向。从北宋神宗至徽宗的那场改革，期间反反复复，到了蔡京执政再度推行新法时，改革便已转了主攻方向，成了镇压、排挤政敌的一场运动。似乎悠悠万事，为大者便是划谁是新党、谁是旧党、谁是“自己人”、谁不是“自己人”上面。改革被“虚化”得名存实亡。蔡京说起来也算是个“改革派”，可北宋江山的沦落，恰恰与他有很大关系。

读《西游记》，唐僧的一个让人钦佩之处，就是他能死死咬住“看准了的事”，一口气干下去。他没有因为取经艰难便说取经之志不可无，取经之事不必有；也没有因为路上妖魔鬼怪、风雨雷电的干扰就转变主攻方向，放松取经这个“中心工作”，而是始终直奔主题，朝既定目标集中力量大步迈进。像这样的人不取得正果，试想谁又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