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访问记

文/赵凌云

近闻王震将军逝世，我们深感悲痛，1986年那一次访问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商洛地区党史办就中原部队突围的有关史实访问了他。汪锋同志带领我和李文实走进客厅时，王震将军正同工作人员看他出访东南亚国家的录相带，见我们笑着说：“老成那个样子还看么事！”这时厅内顶灯、壁灯齐明，挪动的沙发恢复了位置，摄相机开始拍摄我们与他谈话的镜头。我略视室内，陈设庄重大方，古朴典雅。汪锋风趣地介绍说：“商洛地区党史办的同志把当年的历史文件找到了，你再也不是自由行动了！”王震将军只是笑着让我们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就座。

我们这次访问是这样引起的：1946年我中原部队突围，左路军由李先念率领在陕南创建根据地，右路军由王震将军率领，历尽艰辛，引敌西进后，回到延安，援助了陕南的斗争。商洛党史办就“中原部队北路军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这一专题进行立资而对他进行专访。但是我们心里很明白，这一专题立资要叫王震将军表态是很困难的。其一是王震将军率部在1946年攻克镇安县后，应国民党邀请，派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为和谈代表，但在赴西安途中被胡宗南部“就地秘密处决”，40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十年动乱”中王震将军因此受到冲击。其二是1946年党中央派王震为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王震率部打回延安，却有人说他是“自由行动”。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告诉王震将军，商洛党史办找到了大量文电，并找到了当年参与杀害三烈士的胡宗南部人员，终于查清了历史事实：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人是1946年8月7日从镇安县杨泗庙派出的，后在西安途中被胡宗南部“就地秘密处决”，并已找到了尸骨。此事已于1984年上报中央，李先念同志就此写了专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王震将军听完上述汇报，引起了痛苦的回忆，他目光远视，长时间的沉默。其后，我们和王震将军详细交谈了其率部在陕南的战斗情况。

我们根据史料回忆说：“三五九旅经过陕南异常艰苦，敌人围追堵截，全军作战88次，平均每天战斗在一次以上，这在军史上是少有的。另外，部队给养困难，有时生吃玉米，豌豆充饥，艰苦卓绝。但你们牵制了7万敌人，有力地支持了李先念部突围和建立豫鄂陕根据地，互相配合默契，发挥了重要的牵敌作用。”

王震将军回忆说：鲍鱼岭战斗后，中原军区指挥机关被敌人分割。先念同志指挥机关的新军纵队，大都是非战斗人员。这时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电示，要先头纵队（三五九旅及中原军区干部旅一部、文工团等）在漫川关至山阳城截击敌人。这时，李先念部已进入陕南，并决定兵分七支，分散建立根据地。我部在残酷的战斗中非常注意与李先念部的配合。

7月24日，于山阳长沟口战斗前电告李先念并党中央：“在该地休息，接应郑、李”。26日又电告李先念、文建武并中央：　“为策应李、任、文、周、方各部，坚决击破漫川关，山阳敌之堵截封锁连战三昼夜，昨攻长沟口、三官殿大道即达长岭山、槐树庄之线”“我拟率一个团接应李等”。此时，我部伤亡百余人，电示“部队已饥饿、疲劳不堪，盼李、任、周、文与台联系”。28日，三五九旅进至商县黑山街，我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分散建立根据地，敌山阳、上下官坊两个团追至，经激战西进，8月1日攻克镇安。谈到这里，王震将军说：“占领镇安后，我计划带一个团与先念同志会合。这时毛主席来电，命我三五九旅、中原军区直属队一部，向陕甘宁边区前进，吸引胡宗南主力，减轻先念同志那边的压力。”

与此同时，先念同志所部已与陕南游击队会合，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8月6日前一至四地委、分区相继建立。8月9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向中央建议：　“三五九旅确拖得很苦，北归心切，该部略事休息后最好能进陕甘宁边区会师”。并建议西北局为三五九旅进边区从中搭桥。

我们说：“这些史实说明，三五九旅回边区既有中央的指示，又有先念司令员的建议，是奉命行事。所谓‘自由行动’为历史的误会。”王震将军都微笑地点了点头。

访问结束后，王震将军送我们上车，一再挥手：“再见”。之后不久，我们将所谈的“中原突围经过陕南情况”整理成稿寄他修改，王震将军很快将修定稿寄给我们，使“中原部队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这一专题立资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