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深圳的“老陕”

文/江南雁

岁末年初，正上班，他突然走进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象他当年突然便去向不明一样。掐指算算，已经一千多天了。

猛一见面，便觉他瘦了。岁月老人在他依然白净的面部刻上了几道印痕，虽不太深，却清晰可睹，而当年那带着稚气的神情已荡然无存。口音也变了，操着略带南方语音的普通话。我注意到，他不说人们二十年前就习惯了的“干社会主义”的“干”，也不讲显出四川方言趋势的“把经济搞上去”的“搞”，而将同类意义的事物说成“做”。“我什么都做过”，“我什么都做”，寥寥数语，便显出特区的味道来。

“说起来，我可是赌气走掉的。”当着几位过去的同事，他开始叙说离去的原因。

这我们都再清楚不过了。当时，上面分给工会一个中国工运学院的学习名额。第二年，又有一个陕西工运学院的名额。别人都拖家带口的，没人想去。只有他去最合适，既年轻，又未婚，憋着一股子劲。可先后两年，招生文件放在领导的文件筐里成了废纸。

龙年之秋，他的一位老同学自深圳回陕探亲。没过几天，他同女友去领了结婚证，便义无反顾地双双随同学去闯深圳。

“你现在不是挺好嘛，钱没少挣，本科文凭也快到手了。要真去上工运学院，不是还得拐回来受穷嘛。”人们边听边劝着。

“那倒是。刚到那儿，同学借给我俩一间十平米的小屋。这在当地，月租就得二三百元呢。我们马上去报‘深大’成人班，很快便坐进了教室。可呆了三月不到，带去的三千多元便花完了。没法安心学了，听同学的，便去打工，先顾吃的、花的。”

“改变作息时间喏。白天摇摇把，晚上去听课，硬熬了一年多，才想到自己找事做。唉，现在想想，胆儿太小，替别人做事的时间太长了。要是晚一年上学，用那三千元先去做事，不定又是个什么样哩。”

“现在呢？”

“现在肯定自己做啦。做多做少都是自己的。”

“哪来那么多事儿好做呢？”

“这倒要感谢学校了。一个班六十个同学，大家互通有无啦。”

“怕是不易吧？”有人摇头表示怀疑。

“那要看你怎么做啦。就说我啦，我卖过服装，当过推销员，还应聘过‘中行’雇员，报名一千好几，考了三次试，只录用六十人，我也没拉下。可我只呆了半年，合同一满就离开了。我感觉不适合我。摸索了两年多，觉得我现在这么做事对自己的脾气、性格和能力比较适合。”

至于他现在“做”什么，已“做”了多少钱。他没明说，我们也不好寻根问底儿。

“你在深圳玩股票吗？”有人又想到了一个话题。

“在深圳做事，股票多少是要玩玩的。不过，九0年玩股票，我可是赔了。”

看得出来，去年玩股票，他一定赚了。

“离开家乡四年了，回来还习惯吗？”

“还可以吧。不过，有些事儿已经不习惯了。在深圳吧，做事就认真做，玩就拚命玩。内地还老样子，上班不忙，下班不闲。再比如吧，12月31日那天，遇见两家亲友结婚，都在大操大办。我就讲了，有这个必要吗？究竟手上有多少钱花不完呢？你今天花掉十块钱，那它永远是十块钱。如果拿去做事，它就可能变成一百块、一千块钱。我认识一个女孩，是西安娃，与婆婆吵架，赌气跑到深圳，只带了一百多块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白天弄箱水果，在背街零卖。晚上呢，跑到车站候车室去熬夜。现在呢，已经做了七十多万啦。房子，好日子全有啦。”

我们听得愕然。

“回来一趟不容易，玩过十五才走吧？来看我们的秧歌大赛。”

“哪有一点儿闲功夫哟。实不相瞒，我是受人之托，带了资金证明回来寻找投资途径的。如今深圳的事不那么好做了，有人到了山东、浦东，有的去了新疆、甘肃。咱是‘老陕’，总想回来做点贡献。”

“有门路吗？”

“不好办啊。不到钟点不上班，上了班又找不着人，电话预约也不管用。在深圳，信誉为主，这样做事早赔光了。有次，为做事情，我从早晨七点半吃过饭，一直做到晚上三点半。刚好约在吃饭时间做事情，问对方：‘你吃过饭吗？’他说吃过了。我只好说：‘我也吃过了’，便一块儿做事。下午换个老板，又是那样子。只好舍命陪君子啦。不然，那事情就可能在你吃饭的十几分钟里做不成了。”

“你不会随便吃点方便面、面包什么的？”

“不行啊，我再也不能吃那些个东西了。在深圳，要说损失了什么？就是我的胃被搞坏了。前几天在西安，我和同学只吃苹果，买了八斤。咱们陕西苹果在深圳最有名气，价也最高。特别是白水苹果，可贵啦。在咱陕西这么便宜，还销不动。”

“和你同学在西安有收获吗？”

“有点吧。同学在那做房地产开发。我不行，没那么大魄力。在深圳吧，一杯冰水就可以做事情。在咱们陕西，得灌得醺醺大醉才能点到正题儿……”

他没有在家过春节，几天前便匆匆离陕了。现在，不知他又在哪里做事情，象一只忙忙碌碌的工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