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对号入座”

陈浩

自古文坛多祸事，祸事多由“对号”出。

纵观古今，无论是惨烈的文字狱，还是无谓的笔墨仗，概莫能外。因此，最令文人们头疼的便是“对号入座”了。八届人大上，陈源斌（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原作者）等三十二位代表，针对近年来对小说中人物“对号入座”而状告作家和出版社的不正常现象，提交议案，呼吁依法保护公民的创作权利，其情殷殷，其辞切切。

笔者虽无文人的名份，却沾了一点舞文弄墨的雅癖，常于技痒难捱之时，涂鸦几笔，也偶有拙作献丑于报端刊角。庆幸的是，至今尚无一人前来“对号入座”兴师问罪，更无讼事缠身对簿公堂，遂得以苟安蜗居之内，寄情方格之中，倒也落个清静。然而，时间长了，庆幸之余竟生出一丝憾意来。

不是么，大凡能被人“对号入座”的作品，有几部不是轰动之作呢？别的不提，单说鲁迅的《阿Q正传》吧，不正是由于入木三分的刻划，使多少人如芒在背，才成其为绝代名篇的么？四人帮“阴谋文艺”中的人物倒没人去与之对号，那是因为生活中压根儿没他们的影儿，自然也就无人去随影附形了。

文艺是讲求社会效果的。假如一个罪犯能从某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丑恶而良心发现弃恶从善，这不正是该作品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吗？几年前，一部《喜盈门》的电影使多少婆媳不睦的家庭重归于好，不也正是作品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吗？而这一切，是不是“对号入座”的结果呢？

因此，窃以为，能被“对号入座”的作品，大抵都是一些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生活某些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成功之作。对于作品来讲，这不啻是一种殊荣，绝非人皆能膺的。像我辈者流的作品，连个“对号”的人都没有，除了平庸和拙劣外，还能说明个啥。

至于“对号入座”者的发难，也未必全是坏事。一来暴露了他的无知和心虚，二来也扩大了你作品的知名度，有何不好？只要你问心无愧的话。

也许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如果真的有人拿着我的作品找上门儿来，我能否泰然处之，还真得两说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