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发生一起女毁男容案

文/王晓岐　李琳

当韩新会把一瓶浓硫酸泼到熟睡的丈夫脸上时，从此对她来说最安全的地方是公安机关。9月14日清晨，在经过两天东躲西藏之后，她终于走进长安路派出所大门：“我……我是来投案的，我要求保护。”

就那么简单地一“泼”，她便进了“罪犯”行列。然而，这几秒钟里发生的事，却有着长期的原因。

她对丈夫的猜忌和不满是从丈夫聂战洲1990年当上文兴泡沫塑料厂厂长开始的。厂子效益不错，在她看来丈夫已经跻身“大款”行列，但到底能挣多少她也说不上来，只是听说“当年就还清了贷款”，那当然，接下来还不是白赚！厂子的情况丈夫从不细说，只是按月给她房租和生活费。她也只从旁人那儿听说：“每年少说也有十来万。”于是，她在自以为跻身大款夫人行列之际，列为头等大事的便是保住这一得来不易的名份。这念头使她越来越走向对丈夫的无端猜疑。但这种敏感加上她有时不顾场合的歇斯底里发作，往往给丈夫带来难堪，反倒与她的目标越来越南辕北辙。

“你说丈夫有外心，有啥证据？”

“没抓住什么把柄……不过有一个女的，是他厂子的，有一次我见他们打麻将，坐的距离就和夫妻一样。”

“什么叫‘和夫妻一样’的距离？”

“那女的坐在他旁边看他打牌，头凑过去离得很近，我气得就骂，他倒嫌我给他丢人。”

这样的事情多了，早就嫌她爱打麻将还搞不好婆媳关系的丈夫提出了离婚。聂战洲这次挨泼，就是在他又一次提出离婚之后。

反正她也不上班了，有的是时间，“消磨时间哩，又没地方去，不出去打个牌散个心弄啥？”丈夫一身疲劳回家只见冰锅冷灶，一问，妻子打牌去了。起初韩新会的瘾还不大，一看时间差不多就回家了，后来随着瘾越来越大，屁股就粘死在麻将桌旁。有一次聂战洲回家，见坐了一屋麻将客，本想自己的出现足够提醒这些人散摊，不料在妻子的热情招呼下却越打越上劲。聂战洲干气没辙，只好冒雨上街去转。婆婆也极有看法：

“没见过这样当媳妇的！”于是就吵起来，气得婆婆要分开过，在阳台上支个灶自做自吃，免得和她生闲气。四口之家闹到这一步，丈夫开导她给婆婆认过错乃至下过跪。可时间不长，她又手痒，依然驰骋“麻坛”，似乎自己根本就没向丈夫赌过咒发过誓。屋子不拾掇，脏碗堆在水池子里，孩子上业余体校也不接送，她

“麻”到家了。

她出身于一个工人之家，父母都是纺织工人。她引以为荣的是给聂家生了个儿子。现在丈夫有钱了，自己有闲了，除了盼着常与丈夫“在一块儿”，“不打牌解闷还干啥？”在她隐约模糊的潜意识里，这就是“太太”的生活模式与潇洒。

她越是这个样儿，丈夫越不和她“在一块儿”，劝她离婚算了，她忽而同意忽而不同意。丈夫发狠道：“你这样跟活寡妇有啥区别？”

她的绝望升级了，怨恨滋生了。她打消丈夫离婚念头的对策不是调整自己而是给丈夫出难题：“离婚？那好，拿20万来；要不，一套住房与5万元现款！”丈夫的回答是：

“算了吧，你以为那钱都是我的？拿2万也得咬牙。再这样下去你鸡飞蛋打还一分钱落不下。”真还让聂战洲给说着了，不过伴随这结果的还有自己被毁容。

聂战洲已经好长时间没提离婚的事了。孩子已经十几岁，聪明可爱。与韩新会结婚也十几年，都是河南老乡，当年虽说是经人撮合，却也是自己愿意，只要她学得本份贤惠些，和母亲处好关系，自己也无心动真格的。40岁的人了，这么折腾一番的后果自己是清楚的。可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韩新会“玩得太大，令人实难忍受。”终于，今年8月，聂战洲又重提离婚要韩新会考虑，家是早就不想回了。直到9月11日，在韩新会的再三寻找下他才回家，回家也是谈离婚。第二天——即出事的9月12日接着谈，一直谈到凌晨4点还是谈不拢。疲乏的聂战洲渐人梦乡……

似睡非睡的韩新会不到六点钟就醒了。对丈夫的猜忌怨恨充塞了大脑。她惺忪着眼睛爬起来，看着身旁沉睡的丈夫，不知自己该干什么。下意识地穿衣下地，下意识地倒了尿盆，这时她记起了立在墙角的那个小筒筒，里面装着她过去从厂里弄回来的硫酸。作为“西安有机化工厂”工人，自然知道硫酸的妙用。刷厕所刷尿盆特净。浇在瓷砖上滋滋响，再难洗的污垢都化作轻烟一股。有一次她不小心溅了点儿在胳膊上，至今还有个疤痕。

想起自己“花搅”丈夫、恳求和他“在一块儿”而遭冷漠拒绝的难堪，想起他一定要离婚的那种态度，韩新会对眼前这个扯着鼾声沉睡的男人充满憎恨，“越看越气。”她猛地抓起墙角的硫酸瓶，快步走到床边，一扬手把里面剩下的硫酸全浇在还在梦乡的丈夫脸上

“就象热油浇在脸上的感觉”，聂战洲痛苦地说。强烈的灼痛使他从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毛毯都烧出了窟窿。韩新会冷笑着站在床边狠狠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

邻居们迅速把聂战洲送到医院抢救。经诊断聂的面部烧伤已达二度和三度；双眼烧伤，能否保住还不一定。他的皮肤迅速坏死，由刚烧伤时的灰白变为黑褐。

当聂战洲痛苦地辗转床褥，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依法追究韩新会的故意伤害罪时，韩新会正踯躅在西安的大街小巷。人们当时只顾抢救受害者，没有理睬她。她自感罪责难逃，唯恐住在附近婆家人赶来寻仇，遂于混乱中出走。晚上躺在车站大厅，白天跟着感觉乱走。她曾两次走近长安路派出所的大门都没能鼓起勇气继续往里走。终于，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她于14日早7时许又一次来到长安路派出所，这一次，她聚集了足够的勇气。这次她算做对了。

“你读报吗？你是不是知道上海和湖北的毁容案？”

“我从不看报，家里没订。在厂里也是干部们看的。我不知道别处还有这事儿。”

记者松了一口气。但愿这类报道的作用都是正面的、警示世人的而非暗示犯罪方法。

“得不到就毁坏”，由南到北，从男到女，这种有旧中国特有印记的愚昧心态该是给它划上句号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