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寞庄后山不老

杨乾坤

寄寞庄，超耘先生书斋之名号。

超耘体貌特出，豪爽侠义，喜交友，善著文。因姓屈，尝以屈子自道。记得十三年前冬日，在《陕西工人报》复刊前夕，我奉命去商洛联系组建作者队伍事宜，到商县，高信兄告我，一定要去丹凤，那里有位屈超耘，并言其创作甚丰云云。听罢我便商山早行，人迹板桥霜。其时他任丹凤县文化局长之职，寒暄过后，他即召集当地作手，鼓励他们为报纸写稿，内行人，内行话，当时我想，让他当文化局长，太称职了。但后来不知何故，他竟被免职，理由堂皇得很：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无文凭）。遂打发他任了个相当冷的职务，孰知在此任上，他又走南闯北、增广阅历，笔墨又在胸中涌动。

1984年，《西安晚报》扩版，副总编高平约他写杂文，他遂以“寄寞庄杂记”专栏开张，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手中那左右逢源之笔，发而为文，直是骇俗。观其大作源源而出，我修书以贺，并对其“寄寞庄”狐疑：“寄寞者，寂寞也，清平世界，朗朗乾坤，问兄缘何寂寞？”后来他解释，寄寞确是寂寞之谐音，其本义却是要耐得住寂寞。我知道超耘命途多舛：十七岁人商州，二十八岁时被无端内部控制，一控制就是卜五年！呜呼，风华正茂之时遭此厄，不意竟延及壮年！他英气逼人，写过小说散文、编过剧本，因被剥夺写作权利，致使作家梦破于当圆之时，堪喜苍天有眼，使他不经意写杂文而终以杂文家名之。

超耘博闻强记，好读书，凡事好刨根究底。言“竟陵派”，他执意寻到了谭元春给爱妾剪剪修造的剪石台；喜范仲淹，非要弄清岳阳楼上木刻书法《岳阳楼记》真品赝品的来龙去脉；登天竺山，竟将某老尼之事详尽录记；平凹写《鸡洼窝的人家》，他又将生活原型换老婆之事搞得清清如水。更加之思想敏锐，心忧天下，故而写起杂文来若烹小鲜，洋洋洒洒，旁征博引，议论常出人意表之外，用刘勰的话说，就是“思瞻者善敷”。公务之暇，每隔三五日一篇，一篇既成，即飞往东西南北中，文章不时见于报章杂志。某年，《文汇报》杂文征文，名家林立，他在中奖者中竟荣登榜首！其时超耘年已知天命，被戏称为“新秀”。

我与“新秀”也过从日密。八六年七月七日，正值高考第一天，超耘忽然来西安，我愕然日：“虎侄今日高考，兄为何到此？”超耘笑道：“我在家也不能替他考试。”随即又言归正传，谈起了杂文，临别相约，另选时间大谈。翌年春月，超耘、中山、涧菁和我四人相会于商县，把酒论文，品评人物，衡量得失，鉴赏作品。室外春风陶然，山色可人；室内谈今论古，雅怀共伸。白日论讨，晚上同其相步于商山之畔，杂花生树，芳草萋萋，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一日不足，至三日；三日不足，至五日；五日不足，直至第七日方依依而别。自此之后，超耘文章更是滔滔汩汩，不择地而出。超耘言，将其杂文集以年份顺序编次，均命以《寄寞庄杂记》，以一二三四集次序出版。他已出的第一集所收文章，我大都熟悉。观其杂文之特点，则是思正思赡思奇；其杂文观，依然遵循迅翁之教诲：“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思正者，于世有益；思赡者，天上地下、古今中外，皆可应之于手而人之于文；思奇者，常震聋发聩。其文质而朴，流而畅，文字如言语，言语不媚俗，更不阿附权贵，文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有论者曰：超耘宜作领导者之参谋。此言果不虚，人商州几十年，他不仅埋头实干，颇有业绩，又多谋略，在不少事情上，确实起到了参谋之作用。又因他为人豪爽且厚道宽宏，又以助人为乐事，故尔商洛籍作家群中，大多数与之关系甚密。一日，在他办公室里，我见到商洛文人画士为其所作之《咏牛图》及数款题诗，大有感触，便不揣浅陋，聊书数语云：“超耘兄处有友赠之咏牛诗文画图，以牛喻人，腕底极是中正。二十余载弹指间，今日展读，多有感慨激奋，遂赠七绝一首，略表寸衷：白甘草具意平悠，血乳赐人竟未休。磊落一腔高格调，地文天采蕴风流。”写毕，二人相视而笑。笑罢，他又道，要将杂文触角伸向历史领域，拟写读通鉴新论五百篇。《资治通鉴》乃宋人司马光之杰作，卓然于史林，我笑谓：“兄欲傲王夫之论通鉴，其心可谓野大。”孰料言犹未已，“新论”便源源问世了。

日前，超耘来访，神采飞扬，卸去地区文化局长之职，无官一身轻，他更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年届六旬，而壮心烈烈，不知老之将至，究竟是何缘由？正寻思间，猛记起他门上的对联：“寄（寂）寞庄后山不老，布（不）闲巢前水长清”。顿悟：大气磅礴而志存高远，此正是有为者之所为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