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知青今安在

文/江枫

据记载，1968年至1978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623万人，他们绝大多数都在那一阵返城风中回到城市了。知青返城有若干硬性条件。凡已经结婚的不得返城，凡招工提千的不得返城。这两条规定被知青们称为“专打冒尖”。“成熟”和“优秀”应当是件好事，便恰恰正因为这，命运变了模样。

1994年8月，美国旧金山“北美华人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师程秀珍是一位懦雅的中年女士。她当过知青，返城后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后旅居美国。她至今未婚，知情人都知道她要等一个人。当年，知青大规模返城，她所在的延安某知青点就剩下她和姚仁新。出身不好的她，父母双亡，她明白即使全国知青都返城了，也不会有她的份。而姚仁新不同，是根正苗红的优秀知青，刚下乡就人党，又是生产队的干部。他完全可以第一批回城。但他还是放弃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谁叫我是党员呢？”他总是微笑着说这句话。当他把最后一个名额交给程秀珍的时候，黑黝黝的脸上掠过一丝坦然的微笑。返城后，襁秀珍绝非出于报恩给姚仁新写了许多倾吐爱慕的信，他却神秘地失踪了。春去春又回，令程秀珍万万没有料到的，在北美华人交响乐团首演仪式上，在鲜花如潮掌声如潮的人群里，她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姚仁新啊！他使劲鼓掌，潸潸的热泪模糊了眼睛。他老了许多，他刚当选西北某县县长，这次是国考察。当他忆起往事时，说道“福兮祸兮没有一成不变的，如果当初我不留下来，肯定当不成县长，秀珍不一定成为音乐家……”

四川电视台曾开辟《青春无悔》栏目，追踪采访留守知青。贫困山区宣汉县五马林场有一群当年老三届的重庆知青，他们已经在当地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关于“你还想回重庆吗？”的问题多数知青不置可否一笑；“可那是不可能的，想也没用，不如不想。”

当然，还有一少部分人根本就不愿意回城。在成都知青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在滇插队的知青呼啦啦地挤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唯独一个叫陈晓清的男知青毅然放弃了成都户口，因为一个让他欲爱不能欲恨不能的妓女母亲。母亲过世以后街道办事处转来母亲遗书，他看了如雷轰顶，原来他根本不是她的儿子，她只是他的养母，而他真正的母亲却是那个当年红得发紫的烟花名妓，养母只不过是他父亲的一个小姨太。多少年来，善良的养母一直忍辱负重，把他拉扯大……

四川大巴山区有一所全国有名的希望小学，这里有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民办教师。她有一朴素的名字：彭素梅。她是这里为数不多的留守知青中的一个。15岁那年，她怀着无限美好的理想，豪情万丈一头扎进大巴山的红土地。18岁当上民办教师。她收留了没有家的学生陈满庚。并以姐弟相称。为了这个弟弟，彭老师吃尽苦受尽磨难，常常借钱度日。弟弟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县城中学再考上大学。那时她已经29岁了。弟弟发誓要让姐姐嫁一个知书达理的郎君，还要给姐姐打一套体面的嫁妆。课余和节假日，他打工挣钱。洗盘子、帮家教、扛砖头、水泥……他把人部分的钱寄给姐姐，几年下来，弟弟寄的钱越来越多，姐姐确实也找到一个知书达理的姐夫。而且也办了一套在当地很体面的嫁妆，但弟弟却在一次建筑事故中死了。如今已是畜牧局长的孙民是当年的成都知青，在大规模返城的时候，他留下下，他留下的原因很简单：即事业使然。他给县上递交一份关于云蒙山畜牧立体开发的报告，提出了“公司回农户”产供销一条龙的发展战略。他的思路得到县上一班人首肯，他本人也在云蒙山开发中脱颖而出。几年下来，云蒙山牧场初具规模，不仅发展西门达尔奶牛几千头，而且办起了奶品厂、饲料厂、牛肉制品厂等企业，老百姓脱贫致富走上了小康路。

太行革命老区上海知青顾兴祝，今年光荣当选“全国先进工作者”。1988年，他被推选为农机厂厂长。他硬着头皮走马上任，经过多方论证，决定开发“移动变压器”——这在国内属空白，也是投资巨大的高科技产品。钱从何来？他第一个把自己家里的电器（包括一只伴随他度过知青岁月的收音机）卖了，工人们也把自己从牙缝里挤出的一点点钱凑起来，可这点钱远远不够。顺光祝脸上掠过一丝无奈：“就算我去坐牢，也要上这条流水线！”他带着27万元全厂工人的血汗钱踏上了开往俄罗斯的列车，当时，南方沿海特区正在大兴土木，许多大工程都是移山填海，需要大量的“康拜因”（推土机），而俄罗斯正愁“康拜因”没地方卖。他用27万元买上一车皮一车皮的食品和轻工品，换叫来一辆辆的“康拜因”。一年下来，他的27万元已经变成了2400万元。当他带着钱和两名俄罗斯专家回到厂里时，立马被检察院带走了。情况弄明白后，一条变压器生产线旋即上马，六个月投工见效，工厂象充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产品畅销国内外，甚至海湾战争时多国部队的战地医院都使用他们厂的变瓜器。

知青都当过地道的农民，用青春，诠释了“苦难”。对于将来，他们说：只期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