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书记卖官

屈超耘

几个月前就曾听人讲，河南省有个职务不低的党委书记卖官，但不晓该人的高名尚姓。日前读报，始知此人叫杨振海，原是中共郑州市委常委兼巩义市党委第一书记。他卖了好几次官，头一次解决了某财大气粗的厂长姑爷升迁问题；第二次又保荐了一名行贿分子当了该市的局长，只是由于他的“技术尚差”，终被连根带蔓提溜出来，不但丢了官，还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今后，他将要在铁窗里打发这漫长的岁月了。

听说有书记卖官，我不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几年关于此方面的消息不少，不过稍叫我觉得惊异的是，这个杨振海真是贼胆包天，卖官竟明码标价，不像有的人“曲廊弯转”。他第一次卖的官标价2万元；第二次因为是局长，涨了，要价2.5万。这一点，可是极具新闻价值的。

听说有书记卖官，我觉得很高兴。别误会，我高兴的是，狡猾的卖官者终于被揭露、被判刑了。众所周知，卖官这码事，可不比别的。既有相当高等级的秘密性，又是“周瑜打黄盖”的买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正因为如此，人人痛恨却极难被揭露出来。现在好了，杨振海的被揭露、被判刑，说明坏人隐藏得再深再隐蔽，终有被捉住狐狸尾巴的时候。同时也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尽管腐败肆虐，可终究是以正压邪的，杨振海最后的“栽”，更说明我们反腐败的力度加大了，破案的水平提高了。否则，一个省会市的党委常委这样的显赫人物，是很难被捉住蹄蹄爪爪的。

听说有书记卖官后，我很快又忧又喜后生。通过杨振海卖官案，使我长期感到而又一时难于说清楚的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这就是我们提拔干部有很大毛病。表面上看，提拔干部的条条款款够多了，但由于一些地方的党委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实际上是“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这个定音人就是该地方的党委书记。这种制度，虽然也搞民主推荐、考察、党委集体讨论，实际上是最容易流于形式。书记不想用谁，虽一切手续齐全，他不表态就全部泡汤；书记想用谁，就是各方面的意见再多，也能逾越过去。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里所指的多是班子里的一把手。就拿杨振海的卖官案来说，如果不是他掌握着巩义市的用人大权，能够把行贿者推上局长宝座么？人们通过此案便可知道，那美其名曰的推荐、考察、集体讨论，都统统顶不上杨振海唱一个喏。现在，他虽然进了班房，留给人的教训却异常深刻。如果老一套提拔干部的方式不改变，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加强，以后还会出第二个第三个杨振海式的人物。

听说有书记卖官，我马上便联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卖官制来。卖官这玩艺也是古已有之的，秦代叫“捐纳”，清代叫“捐科”。东汉灵帝刘恒，就亲自卖过官。但是，比起封建社会来，今天的卖官更恶劣。历史上的卖官是明的，是一种制度，（当然是极坏的制度）卖官的钱归公。（就是汉灵帝卖官，也是用所得弥补后宫经费之不足）而现在的书记卖官则是暗的，钱全部进入腐败分子的腰包。历史上的买官，因为人所共知，买者日后的行事尚须检点和谨慎。而现在的买官者，一方面以接班人的身份坐上官位，头上有光环；另一方面却以十倍的疯狂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当前的腐败案像刨红薯，一挖一串串一嘟噜，原因就是有个利益链在作怪。因此，我觉得给卖官书记刑判得轻了，不说杀头，起码应该叫他把牢底坐穿，十五年，太便宜了他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