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浩然在“文革”

文/马贵民

值此近200万字的四卷本《金光大道》出版，时见报刊对浩然这位新闻人物争论得沸沸扬扬。由于历史的机缘“文革”后期我与浩然接触较多，又“深受其害”而中断了军中仕途。现在有幸推波助澜，以本人当时日记和今日的回忆，不粉饰打扮，不弄虚作假，诚心诚意让读者看到在那非常年月里，我所知道的一个真实的浩然。

一、走“红”时的叹息

在那“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1975年，我在师部任新闻干事，部队驻防在作家浩然的故乡——天津蓟县的翠屏湖畔，因酷爱文学创作，与浩然早有来往。那时由于得到“旗手”江青的垂青，浩然走“红”文坛，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二部、《西沙儿女》等书畅销全国，报纸上也常有他参加会议或外事活动的报导。一时间，他红得发紫，也忙得要命。

浩然住在北京月坛寓所，我曾三次登门，也难得照上一面。接待我的，常是杨朴桥大嫂。朴桥大嫂中等个头，体态发胖，眉黑，眼大，嘴唇厚。她品性纯厚，耿直，不会“弯弯绕”，她是一位认不了几个字的普通家庭妇女，也是浩然的结发妻。她曾对我说：“乡下老人常说什么来着？对，‘出檐的椽先烂’。我这心里总悬得慌。”我也曾宽慰她说：“你家浩然是忙工作，也不是忙乎夺权什么的，你心里悬什么？”

1975年9月18日，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了浩然，他原本不胖的身子，更显得精瘦了。苍白的脸上挂满倦色，“见你一面，比见总统还难。”我对他说。“今天也只能跟你说半个钟头话，呆会有车接我去参加一个会。”浩然叹了口气说：“名利什么的属身外之物，我姓梁的从来不在乎。唉，我这支笔来之不易啊！我最怕有了拿笔的能力而失掉拿笔的权力。我正在想撤，逃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猫在个边远的什么地间创作《金光大道》三、四部。”

这是浩然发自心底的话，我理解“笔”在他心中的分量。浩然曾对我讲过自己的身世，他是个出身寒门的农家子弟，落地在粪场，乳名叫“臭头”，大名梁金广，只上过三年半小学。父母双亡，辍学与姐姐梁伯霞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恓惶。12岁那年春节前夕，姐姐拿出卖鸡蛋和柿子的钱，嘱他上集割二斤猪肉再买点年货。一到镇子西口，有个旧书摊吸引住浩然，他蹲下一气看了老半天，人家嫌他蹭书看打扰生意，吆喝着撵他走。浩然脖子一歪：“谁看蹭书了？”毅然把钱掏出来，全买了几本小说，姐姐为这难过得眼圈儿都哭红了。后来解放了，经济上大翻身，浩然17岁当区干部，20岁当记者，他都一门心思“写农民，给农民写”，象一只扑翅亮嗓的喜鹊，朝文学巨树的枝头飞登。1957年“反右”竟受到牵连，万幸没戴上“帽子”，却被组织视为“个人主义”典型，要贬下去，幸亏作家出版社巴人先生见到他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的投稿，决定出版并亲笔推荐，他才逃过一劫。后来浩然进《红旗》杂志当文学编辑，拼着命儿写出深受农民欢迎的《艳阳天》。1970至73年，他乱中求静还写出《金光大道》的一、二部，三、四部已基本完成构思。然而，这时他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遵命文学”正搞得浩然晕头转向，心与笔收不到《金光大道》三、四部创作上来，因此他才有这常人难以理喻的叹息。

1975年10月20日下午，北京文化局创评组负责人马联玉陪着浩然，突然来到我的部队。师里说作家要继续创作《金光大道》，让我接待负责具体安排一个好的创作环境。当着师首长的面，我正想开口，不料浩然却先声夺人：“我只是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部队接纳我借居搞创作，这种打扰已使我很不安了。我只需一间安静的房子和一碗饭，千万别把我当客人看。日后，还要麻烦这位马干事了。”听话音，似和我素不相识，我心中直纳闷儿。

事后，我埋怨说：“你来为什么不事先给我打个招呼呢？”浩然笑着说：“就是借口到故乡养病，躲到贵地创作《金光大道》第三部。福祸难卜，别把你绕进去了。”马联玉也神秘而又赞同似地点点头。　[（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