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为何“重经轻刑”

文/许小平尚丽娟

自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行以来，我国律师的地位空前提高，一批批优秀律师脱颖而出，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60%有律师辩护，使我国刑事诉讼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

近年来，市场经济活跃，经济纠纷日趋增多，刑事犯罪、经济犯罪量上升趋势，律师人数也在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出庭率本应上升，然而非但未能保持21%的出庭率，反而还在下降。1994、1995年竟然滑到了低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五：一、收费偏低。1981年颁布律师条例，当时，执行的收费标准，律师收支基本上可以平衡。近五年，因物价上涨、税赋增加、和财政脱钩等原因，律师收费难以应付支出，时时出现赤字，有的律所面临倒闭。刑事案件收费控制在150元，一个案件下来要用近一周的时间，律师几经周折，所剩无几，一年下来挣不了几个钱，难以养家糊口。所以出现刑辩的低谷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流于形式。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绝大多数法官，以法办事，清政廉洁，对律师也是尊重、理解和支持的。但也有个别法官业务水平低，忽视律师的意见，以至造成错案。判错的根本原因是把律师的辩护流于形式：“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法官只管审，审委只管判，行政干预在后面”。有时，甚至法官个人的正确意见也被否决，律师的意见和调查取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到重视，因此挫伤了—部分律师刑事辩护的积极性。

三、政策误导。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行业中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经济案件争着办，刑事案件推着干。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司法行政部门在评先创优活动中“把经济放在第—位”，只要你挣钱多，事务所可以当标兵，个人可以当先进。结果使一部分律师越发争办经济案件，甚至有的先进个人一年不办一件刑事案件。

四、奖罚不明。在律师业的年终总评和评先争优的活动中，单纯注重创收：办刑事案件多而收入少的律师得不到表彰，更谈不上立功受奖；对于办经济案件多而收入高的律师却很容易得到表彰。这样便挫伤了一部分老律师和办刑案律师的积极性，以致形成恶性循环，刑辩数量回落、质量下降，法院指定的律师不负责任，开庭前不会见被告，甚至出现被告当庭拒绝辩护人出庭的严重事件。

五、法官包办。在陕西省司法厅一次会议上，一些地市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都对西安地区的高、中级法院为当事人指定律师反映颇大，有的地、市的当事人来西安办案都带有自己的律师，可是一到西安，被办案人员拒绝，硬要塞给当事人从不认识和了解的人担任律师，当事人为了自己的案件得以顺利审理，只好违心地将自己的律师辞退。即使被告人指定的律师，也时时遭到非议。有的当事人都已在律师事务所交费办了委托手续，在办案人员的干涉下不得不辞退被告人写信要求指定的律师。而那些后来被指定的律师除过当事人已经交过的费用外，还向当事人索要所谓的“经费”，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弯弯绕，值得人们深思。有的检察官直言不讳地说：“对于这些律师我们不相信。”

最近，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提高了律师的地位，增强了律师的权利及义务，这是我国立法中的一件大事，表明我国的刑事诉讼也正在和国际惯例接轨，律师刑事辩护工作犹如一颗明星再度冉冉升起。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建议：

一、双方议付收费数额。新的《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当事人事前、事后请律师的可能性会增多，在旧的收费标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可先试行当事人和律师议付收费数额，只要双方同意，主管部门不拟干涉；或试行计时收费，或挂牌收费，每位律师向当事人标明自己的收费底价，由当事人择优聘用。

二、实行抗判制度。对于一审、二审案件，即使被告不上诉，律师发现判决有误，可向上一级法院行使抗判权。上级法院接到律师的抗判状后，应调案对原案进行复审，并将结果告知律师，如法院造成错判，应依照《赔偿法》给当事人进行赔偿。

三、以胜诉论业绩。对于律师的业绩不单靠收入来衡量，对于全年不办一个刑案的律师不能评先创优，对于办理刑案的律师只要宣告被告无罪，就要大书特书予以重奖；只要经过律师努力使被告从轻、减轻或宣告缓刑、免刑的，对律师都应给以表彰和奖励。对在刑辩中有特殊贡献的律师应给他们授予终身的荣誉，以激励年青一代学有目标，赶有榜样，把律师的基本功—代代传下去。

四、有功重奖。各级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应该设立“优秀辩护基金奖”，将每年度的奖金集中起来，不要撒胡椒面，为促进刑辩，发展刑辩，为全身心投入刑辩有突出贡献的律师树碑立传，给以重奖，并大张旗鼓，广为宣传。在全社会造成尊重、信任、理解、支持律师的开事辩护工作。

五、“指定”立法。为确保开摩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尊重被告人的人格和尊严，对于其指定辩护人的权利要切实加以保护，凡是他们指名某位律师，不但这位律师不能拒绝，事务所更不能拒绝。受理此案的法官更无权为被告指定辩护律师。为使这一制度贯彻落实到实处，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制订，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的方式进行公布实施。

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关头，通过以上方法，我国的刑事辩护工作将会充满生机与活力，迈向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