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浩然在“文革”

文/马贵民

国丧日

1976年1月7日上午11时，北京文化局来车到部队，要接浩然回京参加毛主席《鸟儿问答》和《重上井冈山》两首词座谈会。浩然问我有兴趣参加否，我自然乐意了。

1月9日清晨，我徒步从南河沿北京文化局招待所出发，拐上长安大街，要到电报大楼东侧文化局的《北京文艺》编辑部，取下午参加“两首词座谈会”的请柬。刚步至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现下了半旗。我还疑心是哪位友邦领导人去世了。可乘10路车来到《北京文艺》的办公室，见好几位熟人眼圈都哭红了。一打听，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与我们永别了。听罢我两腿发软，一下瘫坐在沙发上。

我无心参加下午的座谈会，漫无目的地徘徊在长安大街上。我弯进西邻的电报大楼，给浩然家挂了个电话：“浩然吗？我是马贵民。”“你早上听到广播了吗？”“路过天安门，我看见下半旗了。”“嗯——”话筒里，传过来浩然的抽泣声：“早上听到广播。我都晕了。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沉默，足有2分钟的沉默。

浩然在电话中嗓子发哑地说：“担心的一天，还是来到了。”我心里打了个沉，突然记起两个月前的有天午饭后，当我们遛弯儿转到营东的一个坎上时，看到地头红旗飘扬，批判声声。嗬！还猫腰站着一溜大批判的“活靶子”，百十个男女围坐在路边，正在召开地头批判会哩。浩然看到这不专心务农的乱哄哄场面，叹了口气说：“乱世出豪杰，时下只有咱们周总理能压住阵。我就担心他的病……”

两个月后，令人担心的一天还是来到了，怎能不让人揪心呢？

浩然还对我说过，在老一代的国家领导人里，当数周总理德高节亮，忍辱负重。特别是对文学艺术界的关怀，他老人家几乎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据说，有的艺术家出国访问时，周总理都要亲自责人帮助选择服装。就连有的少数民族同志出访中不吃大肉的生活细节，他也嘱咐下属注意安排。听说有的作家或演员有了病，他都要亲自安排医院和大夫。著名作家杨沫与周总理交往较多，她曾动情地对浩然说：“做人，我最佩服周总理。”浩然虽与总理没有直接交往，但他一直将总理作为他作人的楷模。时下总理突然仙逝，血压与心脏不好的浩然，能经得起如此打击吗？我担心总理逝世对他刺激太大，因此，在招待所胡乱地用了点晚饭，便搭车来到了浩然的月坛寓所。书房的写字台上放着周总理的遗像，浩然木然呆坐在案前的椅子上。我进门时的响动，也没惊扰了他。我轻咳了一声，浩然红着眼圈儿弯过头说：“总理这一去，国家真要塌了天。”

我也酸楚地说：“你血压，心脏都不好，可要挺得住呀！”

浩然说：“我决计放弃几年农村题材写作，追随周总理生前的足迹，走遍神州的三山五岳、大江南北。若有可能，我将自费到他老人家当年留学法国的故地重游。总之，我要全力为总理写本传记。”

“你这想法不错。”我说，“不过，我只请了两天假，明天就要归队了。我只问你，多会儿再回部队写作呢？”浩然说：“天都塌了，我哪有心思再躲起来写作呀！你先回去吧，有事咱们通电话。”第二天我离京归队前，特意步至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下。我面对那撕肝裂胆的“半旗”，含泪向我们的周总理默哀三分钟。

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民永远怀念你！

[（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