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墓碑

张绪田

母亲生前常对人讲，人在世上活得太长了会成为儿孙们的累赘，她最多只想活到80岁。母亲虽不是圣哲，但信守着自己的诺言，她走的时间恰好选在除夕节夜晚，如果再多熬上几个种头，时序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年，她也将进入第81个春秋。我真不理解，她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连几个钟头也不愿多留？后来终于明白了，这正是母亲的性格。

母亲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她的大半生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尽管生活的重负压得她连气都喘不过来，但对人生却是豁达乐观的，她从不认为这是命运，而是由于没有文化。当我还不到十岁那年，家乡遭灾歉收，一家人靠糠菜糊口，舅父见母亲太苦了，劝告母亲让我停学以减轻负担。这席本来极平常的话，却象针刺了母亲的心一样，轻易不流泪的母亲这时哭了，说：“我就是要饭，也不能让娃停学，以后社会是个啥样子，总不能让娃和我一样没文化去受苦”！那时一个学期的学费连课本超不过五元，每逢开学母亲都是从东家借到西家，看够了人的眉高眼低。有一年在全县小学升学考试中，我名居榜首，母亲一连几天脸上都挂着不易觉察的笑容。后来，我进了县城中学，母亲每次进城前，都要起早贪黑编织几顶草帽或做几双鞋，进城后先将这些手工品卖掉，换得块儿八角，自己花上一角钱买盘凉粉或饸络充充饥，然后站在学校门口，直等到下课后将那些皱皱巴巴的零钱全部交给我，并叮嘱要好好学习，听老师话。钱虽不多，但我知道这是母亲的心血，是母亲的汗水，是母亲的爱心，我只有以优异的学业来报答她的苦心。

母亲的心没有白费，几年后我终于从学校毕业了，分配到渭北一个县城工作，儿行千里，母亲的心情是复杂的，既高兴，又难别，她为了使我安心工作，免除牵挂之情，表面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我送到村口的大路上便挥手而去。后来才知，就在我走后一连十几天，她常一个人站在我们母子离别时的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把思儿念儿的泪水默默地咽进自己的肚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担任起县上的领导职务，每调动一个地方，尽管她连在什么方位都不知道，但心都随我而去。我把每次的职务升迁都看作是对母爱的回报，但母亲对我当什么官似乎并不在意，她从未流露出子贵母荣的矜持，当别人问及我们兄弟情况时，她总是淡淡地说，老大老三在外边，老二在家里，从不炫耀她儿子如何如何。

唯一能使母亲高兴的是孩子的读书。我上初中时，每在报刊上发表个什么作品，都要我念给她听，并一边听一边评论着。她到老年时，我每出版一本书，她都要拿到手里一边翻一边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地说：“又要工作，还要写书，太劳人啦！”当我的第三本杂文集刚刚出版，恰逢在西安工作的小弟要回家探母，我让他带一本让母亲高兴高兴，当时母亲的双目因患疾而失明，接到书后用手摸了摸，然后让小弟挑几篇念给她听，至于她是否完全听懂了文章的意思，谁也说不清，不过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几十年了，你哥那诚实的性格还没变，他也不会变”！此后不到一个月，她因不慎跌了一跤而卧床不起，家人要通知我回去，她总是以我身体不好而阻止，当我大年初一赶回家时，她已双目紧闭，安祥而去。

母亲一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就连中国最小的“长”字也没沾过边，充其量只不过是我们家的家长，但她逝世后，村里人都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慈祥刚强的老人而啜泣，并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村葬”，人们都诉说着母亲生前的“事迹”：某年春季青黄不接，我家仅剩一点粮食，她分出一半周济揭不开锅的人；村里两户人家因些许小事翻了脸，几乎打起来，她拄拐杖赶去调解，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我的侄儿违犯村里规定，砍了山坡上一棵小树，她主动找村长要求处理……母亲本来就是平民百姓，她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不过这一件件小事，却塑造起了母亲不平凡的形象。

清明节前夕，村上一些人要我们为母亲立块墓碑。母亲生前是位淡泊而不爱张扬的人，如今走人荒丘了却百愿，我很为难，最后还是答应了，村里几位有文化的长者反复琢磨，决定在墓碑上刻上“德范照人”四个大字。立碑那天，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几位大娘大嫂带着一帮年轻媳妇，从村后山坡上挖来几棵小柏树栽在碑前，又采来一束束迎春花插在墓旁，其意是母亲的品格像松柏常青，像迎春花那样永不凋谢！

母亲的墓碑是块极普通的石碑，它将向后人诉说在这里长眠着一位普通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