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隧道的屈原

文/刘可亮

中国封建社会，一本厚厚的小说，两千余年的故事单调而平缓。君君臣臣，盛盛衰衰，演绎着多少相似的故事。

但有两个情节却是让人沉重的：二千年前的端午，峨冠博带的屈子投身汨罗江；七十年前的端阳节前夕，清末民初的学者兼诗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轻掩历史的长卷，我惊异于这部小说的前后呼应。

屈原的死，暗示着中国封建社会士人命运淡淡的悲剧色彩。王国维与之相同的伦理选择与行为取向无疑证明了封建社会定格着的超稳定结构和民族文化思想积淀的深厚与顽固。也无疑证明了高举庙堂文化的接力棒的两位杰出儒士的悲惨命运，虽不是历史的传统却必然成为历史的沿袭。

屈原的诗，标志着庙堂文化步人第一次鼎盛时期；屈原的死，暗示着庙堂文化的内在危机。儒士的命运从此成为一种定式。于是，多少士大夫凄凄惨惨地走上了儒的祭坛。王国维以一个响亮的回响和合着历史的节拍，但他的死并不仅仅祭了庙堂文化的道德理想。正因为响亮得肖似屈原，更预示着这一封建统治阶级文化大厦的危机已从量变发展到了质变。我们的文化反思与碰撞也更加激烈和更加痛楚。

王国维认为“天才是旷世而不一遇”的，而屈原是他心目中的四大天才之首。1906年他撰文专门论述过“屈子的文学精神”；就学术而言，他是可以直追屈原的，他在他的“天才论”中也是这样隐晦地评价自己的。他以他景仰的天才人物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无论从文化本质还是从文化表层都让人们觉得他就是第二个屈原。

诗人，你为什么活得痛苦和悲哀？是什么让你憧憬涅磬，逃避现实、厌弃生活，把艺术当作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当作通向涅磬的一条道路，当作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铸就的解脱之鼎？

王国维，悲哀于文化理想中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崇尚悲剧的文学精神；以忧患的灵魂去会晤叔本华哲学，以悲观主义的人生态度去卫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其殉身的形式必然回归古典的姿态——一道凄美的投水弧线。

忧郁而孤愤的诗人，难道只有投水可以激起文化的巨浪么？

屈原长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摸索过，质问过苍天，结果君门不通，他无路可走。王国维，你为什么也叹息：“呜呼！天才者，天之所靳而人之不幸也？”你不是说“天才人物、意志最强、苦痛最深”么？你推崇的另外三位天才人物陶渊明、杜甫、苏东坡都领教过生活和文化道德的种种不幸和非凡的痛苦与迷惘。但在经过大苦痛大悲哀之后，他们曾经肩负着文化最沉重的使命。超然物外，参悟宇宙人物的真谛，知人之所不能知，欲人之所不敢欲，言人之所不敢言。而你为什么认为艺术是为了消磨人生，是人生早归涅磬的引路幡呢？

我知道，大厦将倾的巨大压力和痛苦使你成为最后的祭品。

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儒士的悲剧始自屈原，终于王国维。这结论是否早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