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守法有感

文/姜建国

灯下读史，每有所感。《资治通鉴·唐纪》中有一段关于唐太宗守法的记载，读后颇能给人以深思和启迪：濮州刺史庞相寿犯了贪污罪被解除官职，然后这个被解除官职的庞相寿心犹未甘，他利用自己曾跟随李世民征战的历史，请求太宗垂怜。起初，唐太宗为其情所动，意欲让其复职。不料此事被魏征知道，魏征便毫不留情地直言劝谏：秦王身边的人，宫廷内外很多，如果今日不依法办事，将庞相寿官复原职，我担心人人都将依仗皇上的恩德和偏爱，犯下错误而无所顾忌。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规劝，改变了初衷。他说，我从前做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身居帝位，是天下之主，不能单独偏爱旧属，既然大臣们坚持依法办事，我怎么能违反？

唐太宗改变初衷，坚持守法，此举无疑是开明的。列宁曾经说过：“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为了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各个朝代都制订了维护其统治的法令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如果把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将严重损害国家政权的巩固。魏征认识到这一点，不愧为贤相；而唐太宗从谏如流，不私故人，坚守法令，确实也称得上是明君。不难想象，“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跟他严明法律是有很大关系的。

可是在封建社会里，象唐太宗如此开明的君王又有几人？许多封建帝王常以“真龙天子”自居，强调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制由君定，法随君异，法律成了君权的奴仆，专制的帮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法律岂能奈何君王乎！

大凡昏庸、糊涂之君，大致是倾心于“人治”而不讲“法治”的。如今，封建社会的金座玉殿早已坍塌，我们徇私枉法，法外施恩。王宝森鲸吞挥霍国家资产3亿之巨，贪得无厌，恶迹斑斑，却爬上京都副市长的宝座。拔出萝卜带出泥，其扶摇直上之谜揭开，原来，任市长的陈希同便是其后台大老板。由这类人把持朝政，还能做出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来吗？

王宝森的劣迹在给人们深刻教训的同时，也给社会留下巨大的启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贪官必须得到法律严惩，犯法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社会矛盾需要法律调节，社会稳定有赖于法制的保障。然而当人们有时发现，“法律”只管守法的人，不管或管不了不守法的人的时候，当人们发现执法部门有时不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反而屈从于非法的干预，甚至在这种干预下明知故犯，作出违法之举的时候，当人们发现只有无权的人信守法律，某些有权的人不但不守法律而且以权压法、践踏法律，在这种时候，我们仍大讲特讲法制建设如何如何，能不让人觉得尴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