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

马行健

父亲的执拗是很早就远近闻名的，凡事好认死理儿，但我却未料到他竟是如此地……迂腐——虽说以此来褒贬他老人家实在大不敬。

我的楼上住着一位老学究，父亲的相好，虽是一个中学教师，却是副教授级，学识特别渊博，省文史馆的许多馆员亦时常来信请教和切磋历史上的重大疑案。老教授有许多的藏书，从来秘不示人，视为珍宝，但他春上去世了，儿子是税务局干部，似乎对钱更感兴趣些，便将他的藏书一古脑儿当废纸处理给收破烂的了，说是为了整修房屋的缘故。

我的小女儿为了发火生炉子，顺手牵羊地抽了一本带回家中，偏我的父亲虽然眼目昏花，对一切发黄古旧的东西却特别敏感，有着鹰般的洞察力，他当即要到手中，翻了翻，便步履蹒跚地挪到桌前，戴起裂了缝的老花镜认真地读了起来。

两天后，父亲极为郑重地交给我一封信，要我务必发出去。原来，那本书是解放初期，准确地说是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印刷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三册，竖排本，繁体字，书后极为郑重其事地写道：如发现有错印之处，请与我社联系。偏偏父亲在这本书中就发现了一处倒页，一处语法错误，一处典故谬释，于是，他就正儿八经地给出版社写了信，又堂而皇之地要我务必邮寄出去。

我哭笑不得，道：“爸爸，您老记得刻舟求剑的故事吗？”

“当然记得。”

“船在走，水在流，那剑寻得着么？”

“不能。”

“这就对了——”我拉长音调，启发道：“您想想，这个课本早就过时了，今天距1952年相隔了40多年，又经过“文革，横扫四旧，人事皆非，这信能寄到么？”

不料他竟极为认真地辩驳道：“不错，变的东西不少，但是这个出版社还没撤，我是寄给责任编辑的。”

“他可能早就和马克思见面了。”

“如果没有呢？——”

得，老爷子又较起真来了，我不愿当面拂他的心意，但我不愿劳而无功，不愿无谓地浪费一张伍角钱邮票做这无意义的事情，便把信给压下来没有发出。父亲不知，隔三见五地总要问我回信是否到了，极殷切。后来，我便在他每次发问时都要装作认真地回答：“快了，快了！”

鬼使神差，父亲居然还收到了回信！这使我大为吃惊，却又不明就里，欲待不信，那复信却展开在我的面前：

“就先生所询问之事，次第答复如下：该书之责任编辑已于文革中去世，我是他的邻居和同事，也已退休。有人将信送到他家中，我见到了，故代为答复。您所指出的文法和典故错误，确属问题，再版时业已更正，故无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之虞。书页颠倒差错少见，虽有一二，亦当更正以遵守诺言。幸我尚保存有一本该书，今特为先生寄上，以示歉意，敬希见谅。中国的事需要认真的人去做，便会兴旺发达。先生如此，儿孙及学子当风范犹存的，不胜钦佩，云云。”

有人给死人去信，竟就有人代死人回信，世上真有这么多的好事吗？我怀疑眼前所见是否当真，拿起那页信纸又搓又揉，还特地对着大红太阳晃了再晃，分明是现时的纸张，落款和邮戳都是本年本月的日期，显然不是冥国来鸿啊！我傻愣了

父亲却得意非凡，道：“看，这就对了，这就是人家出版社的一贯作风，较真儿的优良传统，所以我就信得过。中国的事就要这样的人来做才是，对不？”

小女儿看我愣怔不语，这才揭破谜底，原来是父亲看我办事久无下文，又补写了一封信要她寄出去的，因此才有了此则佳话轶闻。

第二日，我去上班，将此事讲与众人。同事们听了都大笑不已，只有一人蓦然一声响：“一对老朽！”众人，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