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离失的沧桑历程

文/邹连英

1841年1月25日上午8时15分，英国“硫磺号”军舰在舰长拜尔丘率领下，擅自在香港“占领角”登陆，进入香港。26日，伯麦率领英军，在香港举行了“占领仪式”。“日不落帝国”的“米”字旗，从此飘扬在香港的上空。

如果从“米”字旗在香港上空飘扬开始算起，香港脱离祖国已有157年了；如果以1898年的“新界”租约算起，已整整一个世纪了。

1637年，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出了以威代尔为首的五艘武装商船，闯进中国南海，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华贸易行动。在当时的国际大都会广州，威代尔虽然没有发现梦想中的黄金，但透过热闹非凡的市场、拥挤的店铺，却看到了对华贸易的辉煌前景。为了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对华贸易的永久摊位，在威代尔离开广州时，密令安号商船偷偷地开到珠江口外，找寻可供驻扎的小岛。他们的目光落在了与澳门相对的香港。

此后，英国殖民者便以南亚次大陆为跳板，向古老的中国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殖民战争。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和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政府曾两次派专使来华同清政府谈判，要求建立外交关系。以当时的情势而言，仍沉醉在妄自尊大的千年帝国梦中的清政府，根本不必为与外国通商而操心。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在世界市场是抢手货，出口量很大，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则使中国根本不需要来进口大量的工业品。而作为当时世界最大对外贸易输出国的英国，每年却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叶和丝绸，使英国对华贸易的逆差不断增大，英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搜罗大量硬通货——墨西哥银元来付给中国。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地位，在乾隆帝80寿辰之际，一向狂妄的大英帝国，派出了以特使马嘎尔尼为首的级别甚高、阵容可观的祝寿团，借祝寿之机，向清乞求通商。

尽管马嘎尔尼跪拜了乾隆，但当他诚惶诚恐地提出此行的真实目的时，还是遭到了乾隆的断然拒绝。乞求的失败后，贪婪的英国人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招毒计：用魔鬼的诱惑——一鸦片，去赚回失去的银元。鸦片的输入，确实使英国对华贸易起死回生。到1830年，英国不但不需要支付中国硬通货，反而从中国运走了670多万银元。

尝到甜头的英国商人欣喜若狂。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要求政府强占中国东南沿海岛屿作为推销鸦片基地的呼声越来越高。1830年，49名在华的英国鸦片商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政府“采取与国家相称的决定，在靠近中国沿海地区取得岛屿一处”，以保护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利益；1833年，曾充当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的士丹顿，在英国下议院报告说：“将来贸易展开，如果不便由祖国直接联系，那么在中国口岸设立贸易中心，以脱离中国管制，这是很必要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香港是停泊的良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英国的船队“常常到这里来”。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派拿皮楼到广东充任贸易监督，并指示他“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适当使用武力。”

1836年，英政府派一向主张武力侵华的查理·义律为驻华的第一任领事。这个贵族出身、贩过黑奴的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从美洲到亚洲，处处留有他肮脏的足迹。他上任后，大力支持鸦片走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影响到国计民生和清政府的统治。在有识之士的倡议下，清政府被迫采取了禁烟举动。1839年6月3日，这个令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广州的虎门海滩浓烟滚滚，林则徐点燃的焚烟的火焰，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民对鸦片的切齿之恨。

代表鸦片商利益的义律，一面下令所有新到广东的鸦片商船集中停靠在九龙尖沙咀海面，一面命令停泊在香港的“沃勒治”号战舰随时作好打仗的准备。

1839年9月，英国殖民者的大炮在九龙山上打响后，主战的外交大臣巴麦尊，一面静观战局的发展，一面给英国政府出谋划策。

巴麦尊的主张得到政府的许可后，更有恃无恐。他在给清政府的正式照会里，除了提出赔偿烟价等无理要求外，更肆无忌惮地声称：“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将英国全权公使所指定的面积敷用、位置适宜的沿海岛屿一处或数处，永久割让予英国政府，作为英国臣民居住贸易的地方，以便使他们的身体免受干扰，他们的资财获得保障。”否则，他威胁道，英国必“相战不息”。

遭受侵略的中国人民当然要进行反抗，林则徐率领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维多利亚女王急忙召开国会，巴麦尊在会上极力煽动对华采取武力报复，他狂呼乱叫道：先揍一顿，再作解释。经过周密部署，1840年，英国政府派出了以前印度总督乔治·懿律为统帅的“东方远征军”，并为他备下了48艘战舰、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6月，侵华远征军抵达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

在英军的船坚炮利面前，腐败的清政府妥协了。当英军攻到天津时，道光皇帝急忙派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军谈判。虽然琦善对侵略者酒席招待，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但依旧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懿律坚持索要赔款的岛屿，并蛮横地要求清政府查办林则徐。琦善满口答应。英军见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屈服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在9月中旬撤兵南下。

当琦善因“退敌有功”受到道光帝“嘉奖”时，他心里并不安。他许诺的割香港给英军一事，事关大清国体面，道光皇帝能否答应，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当道光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去广东代替林则徐与英军交涉时，他才试探地向道光透露了英军的条件。据有关传闻，君臣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道光：英国人所要的香港是个什么东西？

琦善：是个小渔村，在南海边上。

道光：那能有多大呀？

琦善：小得很，中国是一个鸡蛋，香港只是鸡蛋上的一个小点，拿袖子一抹就去了的。

道光：那就给他们好了。

这样，当1841年1月20日义律（懿律因病回国）提出四项正式要求时，25日，琦善便在穿鼻洋的海面上，全部接受了这些条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内容为：（1）割让香港予英国；（2）赔款600万银元；（3）两国官吏平等相待；（4）恢复广州通商。

尽管这个条约还仅仅是个草约，但义律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月21日便迫不及待地公布了。1月25日，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战舰，在船长拜尔丘的率领下，耀武扬威地开进了美丽的香港岛。

香港被占的消息传回白金汉宫后，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使他们对已攫取的利益并不满足。外交大臣嫌所得的赔款数额少，同时对义律同意清政府在香港收税也大为不满。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英政府否决了这个草约，并将义律撤职，改派在印度干了30多年殖民勾当的璞鼎查为全权代表。

代替义律来中国赴任的璞鼎查，果然不辜负英国政府的“厚望”。这年8月，他即率舰北犯，攻陷厦门、定海，又占镇海、宁波。1842年6月，从印度开来的援军到达之后，璞鼎查立即沿长江北上。8月4日，英军到达南京江面。

清政府的官员闻风丧胆，听说侵略军还要进攻天津，便纷纷逃出京城。道光帝急忙派耆英和伊里布为谈判代表，赴南京向英军求和。璞鼎查开了议和条件，耆英、伊里布一字不动地全部接受。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为：（1）割香港给英国；（2）赔款2100万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

香港由此开始了长达150多年沦陷历史！

纵观历史，以割地赔款求苟安无疑于饮鸩止渴，因为侵略者无一不是既得陇复望蜀。得到香港后，英国的下一个目标便落在了香港隔海相望的九龙半岛上。

1856年，英国以“亚罗号事件”（指清军在香港注册的亚罗号货船上搜捕海盗一事）、法国以“马赖神甫事件”（指法国神甫马赖以传教为名，为非作歹，被击杀一事）为借口，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英军即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得到了南九龙4平公里土地的永久租借权。

1860年2月，英国领事巴夏礼派兵占据了九龙。3月，又强迫劳崇光签订了租约。同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再次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历3月21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总局正使功勋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定即该地界付予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这样，在1861年1月19日，九龙南部一区又拱手正式送给了英国。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变本加厉。1898年，英国以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对香港构成威胁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整个九龙半岛作为军事基地的无理要求。6月9日，中英签署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条约规定：“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拓展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认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祥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再行规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

根据这个专条拓展的地区叫“新界”。原界址仅限于尖沙咀至油麻地，而新界则以深圳河为界，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丫岛，加上深圳河以南陆地以及邻近23个岛屿，总面积达975平方公里，比原界址扩大了差不多100倍。全部“租期”为99年。即从1898年开始，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至于“租金”，那是分文没有的了。

英国对新界的接管，从1898年7月1日开始，至1899年5月完成。至此，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步地掠夺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这三部分习惯上统称香港），实现了其蓄谋已久的野心，在其殖民史上留下了极其丑恶的一页。

1941年12月初，梦想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在距离深圳河边境仅8里的地方集结重兵，准备向香港发动进攻。当时，活跃在广东一带的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立即通知香港英方当局，要他们密切注意日方动向，并提出与英方合作保卫香港的意见。香港英军司令部最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达成中方出人、英方出武器、装备一个团共同打击日军的协议。但出人意料的是，港督杨慕琦却拒绝了。

杨慕琦并非不知道日军进攻香港的明显意图，也并非不知道仅靠英军难以守住香港的现实，但他认为：即使香港交给日本人，也比交给中国人要好。理由是：如果香港让日本占了，英美协约国打败日德同盟国后，日方还要将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军队进入香港，将来香港的归属就难以预料了。

正是抱着这种不放弃既得利益的想法，当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时，英军只是进行了一些装装门面的抵抗，就在圣诞节过后向日军举起了白旗。香港的“米”字旗换成了“膏药”旗。

此后，随着世界战局的进展，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英美联军协同作战。英美为了完成他们的“欧洲第一”的战略，让中国支撑亚洲大陆战局，1943年1月11日，才不得已与中国政府签定了废除在华特权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但是，在废约问题上，英国一直拒绝将许多实质性内容写进新约，更顽固地坚持不放弃对香港、九龙的占领权。英国认为香港、九龙虽暂时被日军占领，但到战争结束后，它仍可在谈判桌上收回对港九的统治权。葡萄牙人也以此先例，没有放弃对澳门的统治权。

英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同一协同作战的美、苏的反对。新约签定后，英国的格普理访问美国时，许多美国的高层人士纷纷质问他：为什么英国到了这个时候，还仍然不放弃将香港交给中国政府的打算。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谈话时，又一次提到香港的主权问题，罗斯福希望英国把香港主权交还中国。但是，丘吉尔仍断然拒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命令所有日军向盟军所属战区将领投降。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三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顺理成章，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应是广东战区的中国军队而不是港英政府。但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蒋介石，为了打内战的需要，忙于接受上海、南京及南方日军的受降。直到8月21日，蒋介石才匆忙令第三方面军的13军从梧州赴香港、九龙，接受日军投降。

但是，这已经晚了！

就在蒋介石忙于抢占地盘的同时，由英国海军少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毂率领的皇家海军舰队，已经接近香港了。与此同时，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旨意，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并通过电台向香港市民发表广播讲话：“我是目前驻港英政府的首席代表，现已取得日方同意，在维多利亚城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准备必要的步骤，当英军抵港受降时，恢复英国的统治权，我确信英军抵港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其实，当时詹逊既没有得到日军的同意，手中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竟以战胜国的姿态，传令日军，此后到来的英军投降，造成既成事实，实际上为战后英国继续统治香港奠定了基础。

因此，当中国政府派遣的受降特使到达香港时，立刻遭到了英国方面的拒绝和反对。中国政府对此不但不据理力争，反而在8月24日宣布：“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军误解。”

就这样，紧要关头迟了一步，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收回香港主权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收回香港推迟了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