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开“保护伞”

文/冷向洋

近几年来，强劲的廉政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一件件的经济犯罪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经济罪案得到查处，是举报制度、特别是无数默默无闻的举报人起了巨大的作用，局外人一般不知道举报人的状况，更难以想象他们经历的风险和遭受的迫害。

举报，功不可没

1988年3月8日，新中国首家“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在深圳挂牌以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和纪检部门都相继成立了举报中心，公布了举报电话。实践证明，举报制度作为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惩治腐败的有效途径，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侦破的贪污贿赂案件，案源的80%来自公众举报。

几乎每一件大案要案的查处，都是公众举报引发的：

——1993年10月30日，全国煤炭系统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汝州市人大代表、市长、市委副书记徐中和被河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徐中和受贿47.5万多元，早在1989年，群众就不断举报，平顶山市纪检监察机关调查3个多月，查实了他的一些问题，结果又被市委某些领导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矿山工人奔波到北京，向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央领导过问后，有关部门再次调查，徐中和最终受到了惩处。

——1995年6月13日，两名男子躲躲闪闪地进入湖南省检察院反贪局，指名要找卢乐云副局长，小心翼翼地看过卢局长的工作证、身份证后，两人才把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张德元的受贿问题讲出来

经侦查湖南省解放以来的特大经济犯罪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张德元索贿受贿港币268万元，马币12万元（折人民币40万元），还接受他人贿赂承诺2次，计港币100万元，马币150万元，由于案发，这两笔贿赂尚未到手……已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

——1995年6月27日，一份“举报信摘要”送到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手中：“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邓斌，在江阴、无锡等地招摇撞骗，仅江阴市就有26家单位巨款集资资金到期不还，金额高达10亿多元，而邓斌等人却大肆挥霍……”。

省纪委和公、检、法联合调查，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被称为“共和国反腐败斗争的又一次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非法集资32亿多元、直接经济损失12亿多元的问题被查实，一批厅局级干部、省部级领导的罪行被揭露，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自杀，市长陈希同引咎辞职。

被举报人都是单位的负责人，他们往往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又缺乏健全的监督、制约，他们的权力无限膨胀，走向了腐败，一旦有人触犯他们，他们便不顾党纪国法，千方百计打击报复——

举报人，处境堪忧

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状况是相当严重的，据1991年统计，全国就有1万多名举报人遭受各种打击报复，其中3人惨遭杀害。检察机关从1989年以来，接到的打击报复举报人案件达10315件。南方某省城调队和检察院联手对300名举报人跟踪调查，有276人受到打击迫害，其中26人被开除公职，110人被以各种名义扣发工资、奖金，140人从科室调到车间。

挑唆群众围攻、嘲讽、辱骂，对举报人施加精神摧残，扣发工资、奖金、“穿小鞋”，以精减机构、优化组合的名义，将举报人调动或一脚踢开，是最常见的披着合法外衣的打击报复手段。这些行为都是以“组织”的名义实施，使人有口难言，有冤难申。近几年来，打击报复又有了新发展：雇用打手、杀手，欲置举报人于死地，甚至利用关系网，将举报人以诬告陷害罪判刑的事都发生了。

——前面提到的徐中和一案，平顶山市委有关部门调查后，徐中和等人将矿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矿井队长等全部免职，安排到井下挖煤。

有位采煤队长住的小平房，一天晚上，忽然从房顶掉下一块100多公斤的大石头，砸在他床边，30多岁的小伙子在惊吓、气愤之下，一病不起，临终前慨然长叹：不能看到徐中和的下场了。

——1994年5月9日早晨，福建云霄县烟草公司职工方火盛骑自行车去上班，一陌生男青年骑车横冲过来，将他撞倒在地，又举拳头朝他太阳穴猛击，另一年青人赶上前，抓起砖头狠狠砸他的天灵盖……，方住院的第二天，烟草公司经理方大彬交待财会室：“这次方火盛被人打得住院，不能借钱给他，医药费也不许报销”，方火盛还被扣发工资、奖金，列为全公司唯一编外富余人员。

经省、市纪委，省、市烟草公司纪检组联合调查证实：是方大彬指使人邀集流氓地痞殴打方火盛，因方火盛1993年10月举报过方大彬的受贿行为，由于种种原因，却一直未作处理……，1996年1月10日，法院以受贿罪、故意伤害罪，判处方大彬有期徒刑13年。

一广西来宾县工商所干部韦思国、韦日升，1993年起多次举报县工商局长覃家平的问题，1994年，经柳州地区和县纪检监察部门调查，举报的18个问题中，大部分属实，有几个问题则失实。1995年，两韦再次举报，并认为覃是得到某领导的庇护，故未受处理。1996年4月8日，县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判处韦思国有期徒刑2年，韦日升有期徒刑1年6个月（1996年11月7日，二审判决两韦无罪释放）。

将举报人以诬告陷害罪判刑，是极罕见，也极恶劣的打击报复。面对日益严重的打击报复——

怎样保护举报人？

早在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制定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发布了“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一些检察院、保险公司还推出了新举措：为举报人设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这些措施，对保护举报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腐败的路还十分漫长，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举报积极性，仍然是反腐败斗争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首先，要认识腐败的巨大危害性。江泽民指出：“腐败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93年8月21日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这些行为不仅严重侵蚀国家肌体，损害国家利益，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还导致社会成员是非感丧失，腐败者心安理得，人们对他们惊人的宽容、默许，反腐者不仅不受敬仰甚至同情，反而成了讥笑、打击的对象，社会风气空前败坏……最终必将危及国家政权。

全国上下都认识了腐败的危害，真正切实加大反腐败力度，才能弘扬社会正气，使贪污贿赂等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反腐败者成为社会敬仰的英雄，打击报复便失去了社会基础。

其次，对举报不查则已，一查就要查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处理上要坚决从严，使他们失去打击报复的权利和能力。

近年来的打击报复案件，有不少都是由于没有一查到底和处理明显太轻造成的，如前面提到的方大彬报复方火盛、徐中和打击报复举报人等等，就是典型。还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经济犯罪分子“情有独钟”，判刑后又重用：湖南城步罐头厂总支书记钟某、厂长姚某、经理刘某，因受贿分别判刑3年、10年、12年，1993年12月，3人的刑期未满，却又都分别担任罐头厂的厂长、经理、副经理，举报过他们甚至协助过司法机关办案的人，都遭受了打击报复。

第三，对打击报复案件，要加大查处力度，严惩这类犯罪分子，造成一种被举报人即使知道了具体的举报人，也不敢打击报复的氛围，这才是治本之策。

制订保护公民举报权的规定，为举报人保密，设立举报奖和人身保障等等，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要从根本上遏制，消除打击报复现象，还得及时查处打击报复苗头，从严惩处搞打击报复的人。

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要严肃处理，绳之以党纪国法”。现实生活中，对这类案件的查处，却真的“不尽如人意”：举报制度实施8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接到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报案10315件，初查仅6695件，立案694件，追究刑事责任672人——搞打击报复的100人中，仅有6—7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怎么能震慑犯罪分子，怎么谈得上保护举报人？

保护举报人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犹如保护伞，近年来的情况说明，保护伞尚未完全撑开，当务之急，是要“撑开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