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与办纸

又/鹿谞慧

朱东润先生在他的《张居正大传》一书里，这样批评明朝的公文政治：“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纸笔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匿迹销声，不见天日。”

朱东润先生对明朝公文政治的批评，既形象又生动，切中时弊。他对明朝公文政治的批评，在今天仍具有参政价值。对于纸笔的浪费，今人远远超过古人。古代与现代相比，衙门不知要少多少倍，而且除了中央和行省能制造公文外，下属衙门一般无此权力。今天，不但中央有数不胜数的制造公文的机构，省、地、县、乡都有难以统计的公文制造机构。大大小小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公文旅行站，即使一个小小的科级单位，一个月下来，也要收到一大摞文件和材料。这些文件和材料，有上级机关发的，有业务关系单位的，还有与自己毫无工作关系的单位的。就文件和材料的内容来看，多数与自己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尽管如此，但只要你这个单位存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些文件和材料就会源源不断地送来。这样，领导人看文件和材料就成了主要工作。许多领导人习惯了把那一大摞文件材料看完，再逐份签上自己的名字。看文件材料不但成了领导者的主要工作，而且成了他的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一旦不能看文件签字了，也就失去了权力和地位。所以，看文件，看材料，签字，这不能不说是各种文件材料源源不绝的原动力。

公文政治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纸笔的浪费，更主要的它是官僚主义和政治工作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机器的运转，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更多实实在在的工作，而公文政治则使工作人员把主要精力用在务虚上。众多的实际工作无人做，而进行字斟句酌的文字游戏。上上下下遵循着一个模式：上边下来一个文件，自己依样画葫芦，再制造一个发下去，下级机关又如法炮制，于是，就出现了关于××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类的文件。文件制造出来，发下去，任务也就完成了。具体办事的人习惯于炮制文件，领导者习惯于签发文件；上级发文件，下级收文件；下级写报告，上级批报告。没有文件就办不成事，大大小小的事都必须有一个文件才能解决。本来很简单的事，只要领导人或工作人员一句话就能办的事，因为没有文件，也就只能放在那里。对上级来说，不发文件，就不符合办事程序，对下级来说没有文件，没有领导的签字，办事就失去了依据。有关职能人员即使办对了，也难辞其咎。

公文政治不但表现在文山上，还表现在会海中。只要有会，便有文件，便有讲话材料。具体办事的人，把领导的讲话材料写出来，领导人照着念完，那会也就开完了。会议开完之后，那些文件和材料无论对会议的主持者，还是参加者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用的，只对少数人有用。这部分人把文件和材料拿回去，改头换面打印出来，便成了自己召开会议的文件和报告。下级的下级又将接力棒传下去。于是，党的方针政策变成了一级一级的文件，一级一级的会议。

当然，国家机器的运转，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件，离不开会议，但文件会议成了灾，所产生的负作用，就不仅仅是纸张和时间的浪费了。明代内阁公文经过长短不等的旅行，又回到一个衙门归档，虽说匿迹销声，但仍有其保存的价值。今天众多的公文除了极少部分归档值得保存外，绝大部分进了垃圾堆，或又回到了造纸厂。这样的办公，就是办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