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次进京为他人申冤

文/孙敏

1998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细雨霏霏。

重庆万县，三峡学院职工宿舍。76岁的丁荷秀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坐在简陋的书桌旁，手中不停地整理着由自己亲自到北京上访、落实“政策”后的38场官司的“档案”。当她清点出还有30余例没来得及上访的材料时，不禁眉头紧锁。她焦躁不安地站起身来，在桌前转来转去……

日前，笔者采访了这位从外省来万县扎根的“上访”奇人。她坐在木凳上，追记起那一幕幕悲怆的往事。

苦命的“童养媳”

丁大娘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江西人。

1922年6月15日，丁荷秀出生在江西省樟树市观上乡丁家村一个书香门第。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一种不祥的阴影从小荷秀降生的那一刻，开始笼罩在她身上。

来年荷秀的满岁生日，卧床不起的母亲突然病情加重，不几天，母亲痛苦地离开了人间。一个十分清贫的家庭“雪上加霜”，乡上教书的父亲面对突然压下来的重担，成天忙得手足无措。

3个月后，父亲将她给了邻村彭家，为大她5岁的少爷当了童养媳。

善良的婆母尽力用温情来补偿小“媳妇”那早早失去的母爱。小荷秀也很争气，4岁时就能跟着婆母一起推磨、打场、拾柴和挖野菜。

1929年的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荷秀看到“哥哥”在读书，哭闹着也要去上学。可家中一贫如洗，两个“孩子”的学费从哪里来呢？不久，在宜昌开药铺的邻居找上门来，说那里人手紧要彭家少爷去帮忙，彭母便把年仅12岁的儿子打发去当学徒，送小荷秀去读私塾。

她学习十分认真，很快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爱戴。然而，荷秀9岁那年，一场麻疹无情地夺去了她的右眼。这时，婆母也为全家的生计成天忙碌，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荷秀再也不忍心让病魔缠身的婆母为她操劳，决定辍学回来。那天晚上，她一本正经地铺开纸笔，极其沉重地给远方的“哥哥”写信，那时，彭家少爷已学有所成，被派到万县宝元堂当了店员。

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樟树市观上一带人马过处，鸡犬不宁。1948年，解放军后方医院驻扎中彭村。已身为人母的荷秀带着孩子从婆母去世的悲痛中挣扎出来，帮助部队抢救伤员、洗衣服、煮饭、借东西等，她样样都积极，总是理直气壮地走在最前头。

1949年6月，南昌解放，丁荷秀被委以清江县第五区和风乡第五农会妇女主任职务。

当时，孩子四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爸爸，于是在1950年，丁荷秀以“请假探亲”为名又不远千里来到万县。

随后，她的组织关系和户籍一并调到万县。

当初，夫妻俩相敬如宾，膝下一个小女孩长得活泼可爱，一个十分清贫的家庭却也过得有声有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自从丈夫被安排到万县市制药厂后，他显得处处看不惯荷秀，有时暴躁得甚至拳脚相加，每天都早出晚归，原来，丈夫有外遇了。尽管荷秀迁就着丈夫，但善良的愿望失败了。1957年，丈夫最终以“感情不和”，把她推上了法庭。这时，生性刚强的荷秀心中滴着血，她还是成全了丈夫。那一年，女儿正面临初小毕业。

夜深了。荷秀母子俩坐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泪光融融。“妈妈，我再不能读书了呀。不如回家帮你……”没等女儿把话说完，荷秀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吼道：“再苦再累再穷也不能耽误你！我就是出门乞讨也要让你念书去……”

离婚后，丁荷秀把全身心的爱投入到女儿身上。女儿夜里突发高烧说胡话，丁荷秀高一脚，低一脚，连夜请来医生。可她自己感冒一连几天卧床不起，也舍不得花钱买药。就这样，母女俩相依为命，女儿也一天天长大了，后来学有所成在成都某企业当上了技术骨干。

“上访”为的是“公理”

196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月朗星稀，热浪袭人。丁荷秀独自坐在家门前纳凉，一群人正从远处向她走来，直逼得越来越近……“走，跟着走一趟！”没等她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一双锃亮的手铐套上了双腕。监狱中，她欲哭无泪。她被冠以流氓逃窜的罪名，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抹去了户籍和工作。

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丁荷秀抛入痛苦的深渊。

“自尽，痛苦就一了百了。”从苦水中浸泡大的丁荷秀脑中又闪出一个信念：“如此轻生太不值得！”于是，她决定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坚强，亲自到北京去上访，为自己讨回“公道”。

这是一次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之旅。出狱后不久，丁荷秀暗中将行礼寄到武汉火车站行礼房，在码头买了5个馒头，身着一件又脏又破的短袖衬衫，脚穿一双烂草鞋，背着一个空竹篓动身了。

没有钱买船票，多次面对检票员，她浑身哆嗦地说：“我的——工作——被——打落，要——到北京去——去告状。”

火车上，她起身上厕所，竹篓里的包裹竟不翼而飞。一路上饥渴交加，站起身来眼中直冒“金星”。

初到北京，她人地生疏。只得在市郊野外找来几块石头，砌成灶台，再找好心人讨一把米分成两顿熬粥喝，有时仅靠半把米维持一天的生活。夜间找个能遮风寒的地方过夜，白天又继续到指定的有关单位去反映情况。

接二连三的上访，10年光阴一晃而过。1977年，丁荷秀的事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最终摘掉“帽子”，工作被安排到万县师专（更名为“三峡学院”）。

搬进学校宿舍，丁荷秀点燃一炷香，朝着北京的方向“扑通”一声跪下去：“感谢党中央国务院，为我寻到人间‘公理’。”折磨了丁荷秀半个多世纪的苦难终究挡不住誓不向命运低头的脚步，她终于迎来了一片灿烂的曙光。

官司赢了 心愿未了

自从自己的“政策”“落实”后，她每年还要去北京两三趟。丁大娘浑身是胆、乐于助人的品格被三峡学院的师生们传为佳话，令他们肃然起敬。

1982年春，几位老人聚在一起说起身世，有位老人想起了在万县市外贸公司上班的儿子回家时讲的一件事：魏某，“文革”期间，以“贪污”罪被抓走，而单位屡次出证明没有贪污。然而，魏某被个别人扭住不放，又以奸污亲生女儿的“罪名”，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丁大娘当下决定：“人在哪里？我熟悉北京的路，带他一起去上访！”

众老人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安慰道：“丁大娘，都60岁的人了，何必多管闲事去吃那些苦呢？”但她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到外贸公司打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魏某。当初，别人以为她“有病”，不愿多留就打发她走了。

第二天，她又来到魏家，指出“文革”判决书中的漏洞。第三次去魏家时，她十分慷慨地说：“吃住、车费由我包，还‘包’你翻案！”魏某望着丁大娘满脸诚恳的样子，磨磨蹭蹭地跟着上路了。她提一个竹篮，里面装着满满一篮玉米面饼子，一路吃到了北京。

北京的花销更大。丁大娘从有限的积蓄中拿钱去帮忙复印资料，有一次单资料费就花了30元。但她从不找人家索取，都是自己补贴。有时流落得无处住宿，她就找僻静的房檐下蹲一夜，长期吃饭没有油盐，次日起床全身发软，刚站起来又想躺下去。

回到家时，人又黑又瘦。她顾不了那么多，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北京的消息，又一头扎进另一个案卷的材料堆。漫长的一年过去了，仍没有消息，她咬紧牙关，决定再次上访。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函到省高院，省又转函到万县市中级人民法院。漫漫的两年上访，终于清洗了魏某头上的冤屈。消息传开，她声名大振，蒙冤受难者纷至沓来。

蒋某是万县市自来水公司的职工。1973年10月30日，他因在单位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被以“伙同谢××轮奸少女，用谎言和物质引诱，奸污下乡女知青×××”的罪名，判处了5年徒刑被投进监狱。

出狱后，蒋连发几十封信要求恢复名誉，而信投出去后如“泥牛入海”。1993年7月，丁大娘带着他，风雨兼程，赶往北京。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发现此案无证无据，转函到下级部门，撤销“轮奸罪”后还留着一个“流氓罪”的尾巴。

丁大娘仍不心甘。1995年12月，她再次同蒋前往北京，诉说了一切，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审理后，1996年终于为蒋彻底平反。1997年4月，蒋还被恢复了职务，重新回到单位上班，一家人又过上了幸福生活。

32年来，丁大娘从万县到北京的路上已走过了70多个来回，在她手中“翻过来”的冤假错案已达38件，救济穷人和上访北京贴出去的花费而她没有统计。唯一统计出来的，就是帮忙上访后，“落实”了政策的名单记录：周某，天城区天城镇狮子村10组农民；王某，果酒厂职工；胡某，万棉厂职工；陈某，水泥厂职工；邓某，银行工作；黄某，二所四段工人……而在丁大娘的家中，她除了专门购置的一台电视机外，没有一件值钱的家什。在锅里，笔者看到丁大娘吃一天的伙食——玉米熬成的稀粥，桌上放着玻璃瓶装着的“臭豆腐”和一碟泡菜。

夜深人静时，丁大娘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她翻身拧亮电灯，披衣下床，戴上老花镜在伴随了30多年的书桌旁，拿起还没“翻案”的30多例案卷材料：沈某是个老党员，单位上的先进分子。1983年“双打”运动中，以“奸污他的养女”一事被送去劳改……看着看着，不禁长叹一声“要是我死后……”

丁大娘盼望此生还能多活些时日。她决定生命不息，“上访”不止，在有生之年“办完”手中尚存的30余案。望着老人那张充满舍己济人真情的面孔，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心底为她默默祈祷：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