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筱舟：唱支山歌给党听

文图/白麟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35年前，才旦卓玛凭着这首歌一举成名。这支久唱不衰的歌，使才旦卓玛、作曲家朱践耳声名远扬，可词作者“蕉萍”现在何处呢？

寻找“蕉萍”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辞，全国上下学习雷锋活动轰轰烈烈，《雷锋日记》也九州传颂。当时曾为电影《在烈火中永生》作曲的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看到了雷锋抄写的两段共八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便满怀感情地谱成曲子，并交给正在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首唱。

才旦卓玛一唱“红”天下！从此这首歌家喻户晓。新闻媒体在介绍这首歌的词作者时，都称是“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蕉萍”是谁？有人说是江南某名校一女大学生，也有人说是雷锋的女朋友……有的歌本干脆打上“雷锋作词”的字样。

1963年底，朱践耳打听到“蕉萍”就在陕西铜川矿务局，便给矿上寄来一封寻找信函。矿上一下子沸腾了：这红透天的歌能是咱这穷山沟的挖煤人写的？！咱矿上真有这么个能成的人物？！当时的矿党委书记赵炳儒在大会上谈起这件事，并动员干部下去寻找“蕉萍”。有人就想到焦坪煤矿了，会不会是文人玩的文字游戏？焦坪煤矿是个不足千人的小矿，与甘肃毗邻，矿上下放干部姚筱舟有写写画画的“雅兴”，常熬出些小散文、小诗歌爱向外投寄。两三天后，书记把姚筱舟叫到机关询问此事，可他死活不承认：他是被整怕了，以为又有什么大祸临头了！后经宣传部的干部反复声明，是件大好事，姚筱舟这才紧紧张张地承认《唱支山歌给党听》是自己“干”的。这首诗和另外两首早在60年代《陕西文艺》杂志的“诗传单”栏目中就发表了。至于以后雷锋是怎么读到并抄在日记本里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战地初恋

1949年4月26日，姚筱舟的家乡江西上饶地区铅山一带解放了。刚刚从铅山县高中毕业的姚筱舟便和同学一起参了军，先在二野17军一个文工团里打腰鼓，后又考进军政大学第5分校，毕业后被分到17军50师政治部任民运干事，那年他才16岁。1951年“抗美援朝”，姚筱舟随军奔赴朝鲜战场，在铁道兵第3师师部卫生队当文化干事，教战士唱歌、学拼音、认汉字……

赴朝第二年，国内人民热忱地声援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官兵。当时有位江苏海门师范学校的女学生给姚筱舟写来了慰问信。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一颗年轻的心被爱情点燃了。他便背过战友在防空洞的角落里，偷偷写下了第一封回信。时日一久，两人在信中交流的感情竟很深厚了。她在信中坦言喜欢他这位有文化味的“兵哥哥”，表示将来愿与他相扶共度人生；而他总是喜欢把新收到的信揣在兜里，趁没人的时候拿出来念念，一遍又一遍，心里就充满了甜蜜与快乐。有一次，他执行任务，刚走在木桥上，敌机就过来狂轰滥炸，他是南方人，会水，跳下河从河里才死里逃生。游到岸上，他赶快躲到一个山石后边掏出心上人的信来看，可惜字迹模糊不清。他为这心疼了好一阵子呢！

1954年，姚筱舟回国，随部队撤回陕西华山后转业。1955年秋天，他被调到新成立的铜川矿务局工作。1956年春，被分派到焦坪煤矿当了一名技术员。

那时，姚筱舟和那位女生一直“信信相印”，他回了趟老家，还专程看望了在海门小学教书的她。两人虽是第一次相见，但却深深体会到了爱的深情……就在他打算好好干几年调回老家再筑爱巢时，一场意外事故改变了他的命运——

矿工心声

1957年元旦，姚筱舟所在矿区的一个班长违章作业，结果引起瓦斯爆炸，死了14名矿工。他是这个矿区的技术员，受连带挨了处分，被降为工人，下井采煤。

受处分后，他的心死了，本来自己出身不好就受歧视，再出这么个事来，女孩嫁给咱，岂不是让人家往火坑里跳！他怕连累南方那心爱的姑娘，含泪撕碎了自己向往多年的爱情！

一个孤苦无依的江西青年，一个接受机关管制的内控人员，站在黄土高原的寒风里，成日在焦坪露天煤矿抡洋镐、挥铁锨……一身破烂的大棉袄裹在身上，除了牙是白的，浑身上下就成了一块活动的煤疙瘩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姚筱舟苦闷得难以自拔，他万念俱灰，绝望地走出小油毡棚的破门，准备走上绝路。这时，身后一只粗实的大手拽住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起干活的陕北老哥。当这位党员工友一夜长谈，他被感动了，胸怀变得豁达了……

在矿区，工友们没有歧视他这个“劳改犯”，不让他干重活，还保护、开导他，他开始与这些憨厚的粗汉们打成一片。工余的时候，老矿工就讲解放前的“霸王窑”、恶“打头”，讲抽死矿工的“疙瘩鞭”……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矿工，对共产党、新中国从骨子里充满了淳朴的浓情！当时煤矿工人中有句顺口溜很盛行：“矿是家，党是妈，大家都听妈的话……”在部队就爱写写唱唱的姚筱舟心又动了，在矿团委书记田一珠的鼓励下，他拿起笔写开了诗文，并用与焦坪煤矿同音的“蕉萍”两字，作为笔名。

1958年，在工友们的帮助下，姚筱舟认识了一个老矿工19岁的女儿，两人不久便成了家。婚后，他漂泊的心总算有了停靠的港湾，写作欲望更强烈了。那是1959年农历腊月的一天晚上，焦坪矿早已是“煤海雪原”了。当时，姚筱舟和妻子就住在岳父家一间破旧的草房里。就一盏昏暗的煤油灯，蜷缩在低矮的小饭桌旁，伴着妻子熟睡的鼻息和风雪的呼啸，他一连写出三首小诗，其中就有一首三段十二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首不起眼的小诗，竟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

歌红人“黑”

1964年，全国开展了优秀革命歌曲评选活动，《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戴花要戴大红花》、《社员都是向阳花》等5首歌曲金榜题名。当时上级来函让姚筱舟进京领奖，但矿上有些人认为他出身不好，加上又是下放的内控人员，怎能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自然没去成。那次从北京寄来的奖品是一套《毛泽东选集》、两幅绣有聂耳、冼星海人像的苏州小丝织和一张奖状。可惜这些纪念品在“文革”中都被抄走了……

“文革”一开始，姚筱舟就成了“运动员”，吃了不少苦头：他先是被强制送往市郊区一个叫黄堡的地方参加学习班斗私批修，直到1973年才把他这个“社会关系复杂”的“煤才子”借调到局里编写矿史。期间，他的妻子韩淑华这位煤矿上的二级钳工被清理出“革命队伍”，失去了正式工作。为了养活4个儿女，倔强的韩淑华在家属队里干起了临时工，装大车、挖水沟、剥山皮、烧石灰……一天为挣那1.38元，她差点搭上了性命！

在黄堡挨整时，有人逼他交待问题，还拉来他的妻子“检举揭发”。那时，姚筱舟听着屋外人们正唱他写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而自己却还得接受可怕的折磨……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忍不住大哭起来！

烂漫夕阳

1984年11月，平反后的姚筱舟被调到《铜川矿工报》当编辑。他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祸根就是他的叔父当年是国民党少将，胞兄是国民党造船厂的工程师。1985年，海峡两岸关系解冻，他又因祸得福，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被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1986年，他又当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年过半百，姚筱舟才正儿八经地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文化人。

1997年5月7日，一份意外的惊喜从天而降：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女儿的陪伴下，姚筱舟百感交集地踏上了飞往上海的班机。9日晚8时整，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上海电视广播大厦”四楼演播厅举行的音乐会开幕式上，64岁的“蕉萍”终于见到了73岁的朱践耳教授和60多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三双苍老的彼此倾慕已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当主持人饱含深情地介绍完三位老艺术家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紧接着，才旦卓玛再次深情地唱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这荡气回肠的赞歌声中，全场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老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年，姚筱舟的三首小诗在《陕西文艺》上发表后，曾收到8元钱的稿费。一年后，上海唱片出版社给他寄来20元稿酬。35年了，这首金曲不知已上了多少歌本、磁带、唱片、影碟、电视台……而词作者只拿到过这28元钱。屈指算算，“焦萍”在焦坪煤矿风雨飘零的年头也正好是28年！28年的沉浮，28元的回报，是多么的不等价呵！姚筱舟这叶小舟，横渡人生的海洋，恰巧印证了这句名言：“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令人欣慰的是，1997年7月1日，在举国欢庆香港回归的喜庆日子里，身为陕西省作协、音协会员的姚筱舟，终于收到了中国版权协会寄来的歌曲版权页。再次听着这支融入了自己青春和血泪的《山歌》，姚老的眼眶湿润了，他郑重地在版权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