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的警示

□文/刘八西

市场经济大潮风云起伏，竞争激烈，企业面临着生、老、病、死问题，通过破产制度，让那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而又扭亏无望的企业死亡，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减少国有资产的损失，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建立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

破产法自1988年11月1日实施以来，宣告破产的大大小小企业已近2万家。企业破产后，以前一直掩盖着的大量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剖析这些问题，特别是总结一下“人祸”造成企业亏损以致破产的教训，对搞好企业、反腐倡廉，都是有益的。

明星为何陨落？

破产的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不少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产品畅销、闻名全国，全行业或省、市先进单位，利税大户，财政支柱……厂长经理头上，更满是国级、省级的各种桂冠。

不少明星却如同流星，在万里星空一闪而过：

西安无线电一厂，生产的海燕牌电视机曾闻名全国，并以获奖产品为龙头，成立了海燕电子集团，省政府曾授予“省级先进企业”、“陕西经济明星”等称号。1993年被国家统计局确认为“中国500家最大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企业”……1996年3月，厂长张群宝等8人因经济犯罪被逮捕，不久，工厂宣告破产（96.4.21法制周报）；

新疆库尔勒蕃茄制品总厂，江泽民主席1990年8月亲笔题写厂名，这个中国最大的蕃茄制品企业，产品在首届（1988）中国食品博览会上获金奖，全国轻工业科技活动周获金龙腾飞奖……1997年7月，这个厂留下1.5亿多元债务，宣告破产了（97.5改革月报）；

娄底八一橡胶集团公司，湖南省轻工系统的明星，厂长钟选才先后被授予全国青年新长征突击手、省青年优秀企业家、地区劳动模范等称号……1996年5月，公司宣告破产，钟选才也锒铛入狱（96.12中国改革）

明星企业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完成了生死循环过程，大都是由于经营只重形式、轻效益，盲目贪大、决策失误所致；

娄底八一橡胶集团公司，主导产品是黑胶布、医药胶布等，在市场上属大路货，销售全靠回扣和拉关系，但决策者一味盲目地追求扩张和兼并，企业摊子越铺越大，负债越来越多；还盲目追赶风潮，从银行贷款3200多万元，到沿海开发房地产，巨款有去无回，本厂生产和效益也每况愈下；

石家庄电视机厂，也曾是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的大企业，生产的环宇牌电视机畅销全国并打入国际市场。组建中国环宇电子集团公司后，一味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远离主导产品兴建空调器厂、纸箱厂等4家企业，因产品无市场，一直未启动，损失2亿多元，而同期对电视机的投资只有3000万元，大大低于同行业其他厂家，很快被市场淘汰（97.7.16江南市场报）；

除了市场意识差、决策失误以外，导致企业破产的通病是管理混乱。不少企业管理，已经混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

曾经是冶金部冷弯型钢管定点厂的广州异型钢材厂，90年代初生产形势喜人，由于好大喜功，把一条好端端的生产线拆掉，损失几百万元，借贷3000多万元和外商合资的新厂，引进的设备价格高得离谱，一投产就亏损，于去年9月破产（98.1.30文化周报）。

不依规矩，怎成方圆

面对破产，上上下下有各种说法：企业包袱太重，资金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疲软……等等，全是客观原因，而对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却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任何客观条件的改变，都不能取代企业本身的工作，都不能代替企业的内部管理。

重庆针织总厂，锈蚀的设备悄无声息地躺在车间里，工厂周围的100多家个体作坊，却机声隆隆，日夜加班加点，它们的产量可与总厂相比。总厂干部工人早晨进厂报个到，就到个体厂上班去了，个体厂缺原料，也自有人从总厂运去。

“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终于把工厂拿回了家。”——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后，有人这样总结（93.4.30南方周末）。

“大家拿”是企业的普遍现象。一天拿一点的，是无职无权的工人。掌握各种实权的人，则是利用职权大拿特拿。

西安无线电一厂，销售处长邓X，挪用公款100万元，参与某县广播电视局经营，获利12万元，全厂另有5000万元货款未收回；

郑州啤酒厂，60多名业务员，挪用销售款1020万元，最多的1人100万（97.7.7工人日报）；

八一橡胶集团公司，187名销售人员，挪用货款1279万元，有些已无法追回……货款被大量挪用，反映了营销管理失控，也反映了财务管理的混乱。

财务管理，虽然从中央到各单位都有法规和制度，可是在企业就形同虚设：

西安无线电一厂，违法设立的帐号多达61个，小金库20个；

郑州啤酒厂、八一橡胶集团公司等单位，从银行贷的巨额资金，都不通过财会，就转到了外地，公司经理还批准白条报帐2000多万元；

郴州白天鹅经贸公司，领导可随意到营业部拿现款，何浪平主管公司几个月，拿走140万元，破产清算时，只得作“估计无法收回的财产”（95.1.10湖南法制报）……

企业破了产，厂长发了财

南京市纪委对100家亏损企业进行效能监察后，得到结论：以权谋私导致人心涣散，是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96.2.2经济晚报）。

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贤”，一些企业头头却是用人唯亲。以权谋私，已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亲戚朋友不但是好岗位，还是重要岗位。重庆针总厂，6年中换过5任厂长，每任厂长上台后，都要重新对厂级副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及中层干部大换血，全部换成“自己人”；八一橡胶公司的领导班子和中层骨干，80%以上是厂长的家族兄弟姐妹、亲戚朋友；

为贪图享受，竟不顾亏损，挪用生产资金、牺牲企业利益，都要修建新房子，购买进口车子，还要大吃大喝，甚至公款嫖娼。

西安无线电一厂，生产经营已陷入困境，厂长张群宝用180万元购买别墅，坐上港商送的高级轿车后，厂里330万美元就让对方挪用；

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芜湖二棉纺厂厂长黄德祥，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贷款100万元，购买桑塔纳轿车和装修厂长办公室各用去20多万元，不久又花60万元，将桑塔纳换成凌志400型轿车（97.12.15，法制日报）；

重庆垫江县水泥厂，厂长张元仁任职14个月，报销生活费24万多元，平均每天吃掉552.4元。他和销售科长、财务科长等4人各带一名发廓妹寻欢作乐，数千元全是厂里报销（98.1.30，文化周报）……

对于公款消费，“吃喝嫖赌全报销”，这些人并不满足，还要不择手段，大肆攫取金钱。

攫取金钱的主要手段，是贪污、挪用和受贿。作为企业的当家人，受贿比贪污、挪用的发案率高得多，受贿的危害也更大。

湖南五环金属制管有限公司，1993年5月从湘阴购进一组镀锌设备时，总经理刘超群受贿5000元，使这套只需10万元的设备，花了60万元（96.12.27，湖南法制报）；

芜湖二棉纺厂厂长黄某，得了7万多元好处费，便代本市一织带厂签订购货合同并提供担保购买睛纶短纤，给本厂造成52万元经济损失，70万元货物积压……

1996年10月，安徽芜湖市公告破产企业29家后，开展“破产企业挖蛀虫”专项斗争，查出严重违法人员110人，其中受贿犯72人，贪污犯20人，涉及厂长经理等领导层共59人。芜湖的状况，不一定能代表全国，但可以肯定，这并非是“个别的”。

破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象广大工人说的“企业破了产，厂长发了财”，却是不正常的，吸取这些教训，革除弊端，才能——

让企业青春常驻

中国青年报曾登载过一个典型：河南泌阳县水泥厂，以前不到两年换一个厂长，换了12任厂长，1994年5月，当地农民王义堂接任厂长时，亏损123万元，当年底就盈利70万元，第二年实现利税525万元，第三年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仍实现利税470万元。王义堂没有别的“法宝”。他只是一身正气，抓住经营管理：对原来的规章制度都没有改动，但抓了落实，不再是贴在墙上的空口号（97.4.22该报）……

经济学家称这为“王义堂现象”。王义堂现象说明：现阶段，厂长经理个人的道德境界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和生死。

最近几年，我们恰恰忽视了厂长经理的道德境界。在一些省市乃至更大范围内，不少领导者以封建观念指导经济工作，不是着力于创名牌，着力于宣传企业产品，而是全力推名人，全力宣传企业家个人；在人员安排上，不少企业是“常败将军挂帅”。甲厂严重亏损或破产了，厂长到乙厂上任，乙厂不行了，又调到丙厂，甚至到主管全市企业的经委当头头；对企业一味强调放权，强调自主，而完全忽视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西安无线电一厂采访厂党委副书记熊宋健：“厂党委能对张群宝（厂长）起制约监督作用吗？”熊书记回答：“厂党委起不到这个作用！”连厂党委都不能制约监督厂长，厂内其他监督机构，就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权力很大而又不受监督，自然免不了会出问题。

企业领导班子问题已引起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许多办得不好的企业，主要是领导班子有问题。要完善对经营者的选聘、监督、考核和奖惩办法……认真落实好九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各项措施，企业才会长盛不衰，青春永驻。